今天學到一個冷知識，它能在災難意外面前，幫你迅速判斷自己還有多久能得救。
在所有大型災難現場，所有傷員都會被分配不同顏色的絲帶。
如果被分配為綠色和黃色，代表沒有危及生命，不需要為自己擔心；
但如果拿到紅色絲帶，代表著有生命危險，會被第一時間搶救。
援非醫生謝無界在兩週前，見到了一種特殊顏色的絲帶——
他因此在非洲這個大陸上，見到了一種最恐怖的傷痕，也必須以醫生的身份做出最艱難的抉擇。
同時也因為這種顏色的絲帶，他得以結識一位最值得敬佩的本地醫生。
從診室的窗戶看出去，我時不時會被一望無際的非洲大陸驚到，接著就會想到，我的父母、妻子、女兒，都在距離這裡八千多公里的另一片大陸上。
援非的日子是孤獨的，我所在的診室只有我一名醫生。有回我用注射器的針頭自制出了一把叮嚀鉤，很得意，但是想到要炫耀給護士得翻譯成法語，又覺得算了。
每天飯點對我來說都很重要，醫療隊隊友們會齊聚在食堂，只有在這個時間，我們可以盡情地說中文，聊自己的故鄉，也抱怨醫院裡的事。
那天，我剛走進食堂，就發現氛圍不太對。隊友們邊吃飯邊聊著什麼，眉頭緊鎖，怒氣衝衝。
我坐下後不久，婦產科的中國醫生也來了，她手裡沒端飯，卻提著一袋奶粉，站在門口牆邊默默地抹眼淚。
我聽了一會才知道，她帶的奶粉是自費買給一個小病人的。
有個5歲的孩子被送到我們醫院，整個人瘦得皮包骨頭，嘴邊都是爛瘡，綠頭蒼蠅一直在他臉上盤旋。
非洲醫院缺醫少藥，很多檢查都做不了，我們無法判斷孩子的病因，只知道目前有重度營養不良、重度貧血。中國醫生建議先給輸血和深靜脈營養，恢復起來再試探下一步治療。
結果這個方子被穆邦達省醫院的外科主任蓋伊醫生一票否決。
他的原話是：“你們的指南，在我們國家並不適用。”
在他的授意下，醫院僅進行了最保守的靜脈補液治療。3天后，孩子不治死亡。
親手抱過那孩子的中國醫生一直在哭，其他醫生也義憤填膺，指責那個蓋伊醫生是殺人兇手，邊說邊把手機裡孩子生前的照片遞到我眼前。
孩子的照片
而我低頭扒飯，一言不發。
我不知道要說什麼。就在走進食堂前一分鐘，我還以為，穆邦達省醫院的蓋伊醫生，是我在這片大陸上難得的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還記得，在醫院門口他叫住我，笑著自我介紹說，他就是蓋伊。他跟我身材相仿，挺胖，但那天他還穿了一件繃得緊緊的墨綠色T恤，T恤背後用悶騷的桃粉色寫著一行英文：
“KISS ME”。
我們曾經一起搶救病人，一起躲在走廊抽菸，吐槽看不慣的領導，他幫我撐腰。
我以為我們是朋友，但到這時候我才發現，瞭解一個人，不是那麼簡單。
在初來乍到的兩週裡，蓋伊一直都是我們飯桌上的熱門話題。
院長曾經在歡迎儀式上花了半小時向我們炫耀，這是一位“全科醫生”，“從婦產科的剖腹產手術到骨科的常規手術，包括耳鼻喉科的內鏡手術，甚至彩超、CT相關輔助科室的工作，沒有他不會的”。
這樣的大名醫，很難不激起隊友們的攀比心。
外科的隊友說，每天早上他們做手術前，這位蓋伊醫生都會出現在手術室裡，核查病人的基本資訊、手術術式等。
這本來是麻醉科主任的活兒，蓋伊是自行加了一道檢查，只針對中國醫生。有時候我們排的手術多，他來不及檢查完，甚至會強硬地推後乃至停掉部分手術。
病人病情危急，術前還會做很多準備來調整身體以備手術，他說停就停了，耽誤治療怎麼辦？
有時候中國醫生在做手術，蓋伊還會專門進來檢查，碰到我們縫合做得比較慢，他就會邊搖頭邊嘆氣地走開，但又不說你做錯了什麼。
外科的隊友們經常抱怨，覺得自己被針對了。
作為小專科醫生的我，本來沒有什麼機會被蓋伊“監考”。但有天上午，我正在看診，突然被一名護士叫下了樓。
護士把我帶到了急診區，一個孩子正在嚎啕大哭。孩子左側臉頰上有一道血淋淋的傷口，從頭皮撕裂至臉頰，孩子母親正徒勞地試圖用紗布堵住汩汩流出的鮮血。
護士告訴我，她們找不到急診科的醫生了，所以只能來找我。
我的火噌就起來了。這樣的事不是一次兩次，自從我們來了，本地的急診科醫生時不時就會溜號，任由護士找不到人，最終來求助中國醫生。
我們都有自己的活兒，也不一定會做急診的手術，但要是不來，他們就敢讓病人在急診一直等著，從早等到晚。
我們也知道，治這幫傢伙唯一的辦法就是堅決拒絕。但眼看著鮮血順著孩子的下頜滴落在地板上，我再一次心軟了。
我趕緊給孩子做了簡單的包紮，讓我的學生帶著家屬及患兒去拍頭顱CT，護士準備全麻清創縫合手術。
趁著他們離開，我跑回診室，花了一個多小時看完了正在排隊的病人們，估計CT該做完了，又跑回來。
我心裡祈禱學生別坑我。也不是一次兩次，我回來時會發現病人還坐在原地，學生已經躲到了某處摸魚。
但這次，護士卻告訴我，患者已經做完頭顱CT，甚至進了手術室有20分鐘了。
怎麼這麼快？我匆匆推開手術室的門，卻在手術室裡看見了一個一身白大褂的人。
是蓋伊。沒有一聲招呼地，他截胡了我的病人。
搶病人在醫生之間是挺不友好的行為，何況又是大名鼎鼎的蓋伊。我想起隊友們的抱怨，心裡難免有點不舒服。
但蓋伊開口就是一頓彩虹屁：“很漂亮的判斷，我和您想的一樣，也是要在全麻下行清創縫合。”
我準備全麻是為了防止縫合中孩子疼痛掙扎，造成傷口縫不好二次感染，是一種比較費事的方案，沒想到蓋伊竟然所見略同。
我不願意就這麼走了，也好奇傳說中的蓋伊做手術究竟如何，乾脆把手術助理趕了下來，自己戴上手套給蓋伊做助理。
蓋伊似乎也感覺到了我的目光，站姿變得僵硬。
一上臺我就發現了個很恐怖的事情，孩子打了全麻，卻沒有插管，只扣了個面罩！
病人打了麻醉後，負責呼吸的肌肉可能也會被抑制，如果不插管進行輔助呼吸的話，孩子很容易窒息。
我慌忙問麻醉師怎麼回事，麻醉師根本沒理我。他在用聽診器監聽孩子的心跳，因為這裡沒有監護儀。
蓋伊嘆了口氣，在一旁回答：“開臺才9分鐘，一個很小的手術，我保證在20分鐘內完成。”速戰速決，窒息的風險就不那麼大。
但他還是聽勸地讓護士手動測一下孩子的氧飽（血氧飽和度），一測，89%。
這不就是中度缺氧？我差點跳起來薅麻醉師的領子。
就在這時，麻醉師突然舉手示意所有人安靜，突然，他把手中的聽診器往旁邊一扔，開始給孩子做胸外按壓。
孩子心臟停跳了！不知道是因為窒息還是麻醉過量，總之就是停跳了，就因為一個小小的清創縫合手術！
我還處於驚呆的狀態，蓋伊已經迅速從護士手中接過復甦球囊，一下一下地往孩子口中泵入氧氣。
一下、兩下，兩分多鐘後，麻醉師的表情放鬆下來。孩子的心跳恢復了。
整整三分鐘的搶救，我竟然什麼都沒來得及做，只是看著蓋伊忙乎。
從頭皮發麻的緊張中回過神來，我的第一反應就是問責蓋伊：“你怎麼敢在別人孩子的身上這麼做？”心臟停跳，有一半的可能就是因為他沒有插管導致的窒息。
蓋伊頭也沒抬，好像沒聽見一樣，已經開始默默地縫合傷口。
麻醉師替蓋伊解釋：“病人家裡很窮，蓋伊老師想給病人省錢。”
我也碰到過類似不得不壓縮手術條件、冒險為病人省錢的情況，可是不到萬不得已，我們不敢這麼做。因為錢省在別人兜裡，手術出事風險卻在醫生身上。
這是我的病人，甚至沒有人告訴我這個病人如何強烈要求不插管，蓋伊什麼時候下了這個決定？
手術室裡安靜了一會，蓋伊突然開口問我：“為什麼這個小手術，你要選擇全麻？”
我指著孩子的臉說，我怕局麻孩子掙扎，縫不好留疤。
蓋伊的反應竟然是笑了：“瘢痕？哪有癒合不要瘢痕的？瘢痕就是告訴這個孩子，下次坐車時該牢牢地抓住騎車的人。”
護士告訴過我，這個男孩受傷是因為從腳踏車後座跌落，臉著地。
蓋伊手上正縫到孩子的面頰，我攔住了他，接過他手中的線，小心翼翼地開始使用小針做減張縫合。
我說，孩子還小，我不想他因為傷疤被人嘲笑。
蓋伊默默地看著，7釐米的傷口我足足操作了30分鐘，他沒有再因為我的動作慢而發出嘆氣聲。
傷口縫完後，只留下了一條細細的紅痕。我炫耀地對蓋伊說，沒見過這麼縫的嗎？
蓋伊說他會這種縫合，但接著他又神情莫測地搖了搖頭，嘆了口氣，說：“不愧是中國醫生，可以不計成本地去救治每一位病人。”
我弄不明白蓋伊這句話是誇是貶，可他已經扭頭離開了手術室。
我脫下手術服，正在擦汗，蓋伊突然殺了個回馬槍，看著我認真地說，20分鐘是足夠的。
我回想了一下，確實，按他的縫針方法，20分鐘足夠了，如果沒有意外，孩子確實不用插管。
蓋伊的心裡好像有一把精確到毫克的秤，誰對誰錯，一場手術花多少成本，都要放上去稱一稱。
縫合時，我跟他提起了急診科醫生擅離職守的問題。我心想作為外科主任，他應該有許可權治一治這幫人。
沒想到他冷冷地回答說：“這件事你們也有責任。”
我瞪大了眼，他繼續說，如果你們醫療隊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就舉報或者制止，情況會演變成這樣嗎？
我想說你是沒看見孩子的樣子，但蓋伊沒等我回嘴就說了，當然問題更大的是急診科醫生，他會去處理他們的。
那天之後，急診科溜號的現象一夜之間消失了。隊友們摸不著頭腦，我也沒有說我和蓋伊醫生的對話。這成了我倆的一個秘密。
蓋伊工作的地方在東樓，我在主樓。每天早上，非洲醫生們參與升旗儀式，我跑步路過時，會和蓋伊打個招呼。有時候上班，我還會留意一下醫院門口有沒有他妻子的攤位。
蓋伊的妻子在醫院門口擺攤，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蓋伊時發現的。
其實在合作手術之前，我們就見過一次。那天早上我去街上打牛奶，突然被一個黑人叫住。對方問我是不是援非醫生，熱情地自我介紹說，他就是蓋伊。
通勤車停在他背後，他剛從車上下來，跟我打完招呼，轉身去接後面的人下車。
我的注意力被蓋伊攙下車的女人吸引了。
她太瘦了。裸露在外的雙臂沒有丁點脂肪，眼窩深深凹陷著。
蓋伊很簡單地介紹了一句“這是我妻子”，忙著攙扶住這個女人。他雙手緊緊握著女人的胳膊，眼睛替女人看著腳下的路，神情無比耐心。
夫妻倆在醫院門口行了貼面禮告別，蓋伊走進醫院上班，而女人則慢悠悠地坐到了樹蔭下，攤開了一塊花布，上面有做好的麻繩和做麻繩的材料。
那時候我很困惑，在非洲，大部分有地位的女性都比較忌諱出門，以蓋伊醫生的收入，即使孩子大了，應該也不至於讓妻子在街上擺攤。
我心裡閃過一絲不對勁，但還沒有好奇到上前追問。只是跟著走進了醫院，開始了又一天的工作。
蓋伊工作的地方在東樓，我在主樓。每天早上，非洲醫生們升國旗，我跑步路過時，會和蓋伊打個招呼。有時候上班，我還會留意一下他妻子有沒有在醫院門口擺攤。
在我耳邊吐槽蓋伊的人，從隊友換成了學生。學生們不肯從我這輪轉去他的科室，說他太兇了，沒有教學，做錯了就罵，去他那什麼也學不到。
按照我的性格，其實多帶一波學生也沒什麼，但想起蓋伊又要板著臉說“你們也有責任”，我又覺得有些臉熱。學生不輪轉走，該跟蓋伊學的東西學不到，對他們肯定不是好事。
我狠下心，直接拿起學生的書包塞進他們懷裡，把他們推出了門。
要怪就去怪蓋伊吧，我在門內默唸。
門外一直喧鬧，我等了半天不見平息，才發現吵嚷的不是被我趕走的學生，而是急診科。
我出去看熱鬧，才知道醫院剛剛收治了一名大官，病症是頭暈嘔吐。就我看熱鬧的這8分鐘，人已經吐了4次了。
私人醫院診斷為腦血管意外，懷疑小腦梗死，送來我們這裡拍了個CT，正打算送去比利時醫院進一步檢查；還有人收集了他的嘔吐物要送去警察局和檢驗中心，害怕是下毒，據說官員昨天吃飯的餐廳，負責人已經被控制起來了。
同事補充了一個細節，要不是這位官員家的私人CT機恰巧壞了，人家本來都不會來我們這拍片子。
一動就吐，這個症狀聽起來好耳熟，不是我們耳鼻喉科的耳石症嗎？
我撥開人群想上前給病人查體，但官員的隨行人員立馬攔住了我。
我眼尖地發現蓋伊也在轉運車上，立馬揚聲衝他喊：“蓋伊！這是耳石症！”
蓋伊看了我一眼，院長已經把我推開，抬著擔架就要上轉運車。
我有點惱火，提醒道，耳石症最怕顛簸，比利時醫院離這裡100千米，“你們是要他的命？”
一車人一下都僵住了。
我大搖大擺地回了診室。過了一會，援非醫療隊的隊長跑來問我說話到底有沒有把握。
我還想問他怎麼會說出這種話，隊長轉而暗示我，官員轉走了沒關係，要是在我手上治出個什麼好歹，那就是外交事件，“外交無小事”。
隊長走了，蓋伊接著進來。
我立馬舉起雙手宣佈，我的診斷可能是錯的，趕緊讓官員去更好的醫院吧。
沒想到蓋伊沒搭理我，徑直在我對面坐下，壓低聲音說，現在病人在補液，“我們有5分鐘的病例討論時間”。
他竟然是這時候最信任我的人。
幾個問題之後，蓋伊迅速認可了我的判斷，站起身開啟門，向我做了一個“請”的手勢：“不是總抱怨我搶了你的病人嗎？這次，我還你一個。”
治療如我所料的不順利。病人情況比較嚴重，一碰就吐，一吐腦袋就會動，耳石就又飄回去了，治療遲遲沒有進展。
耳石復位不用器械，不開刀、不拍片，就是扶著病人的腦袋轉來轉去，看起來很像跳大神。我感覺到周圍的目光越來越不信任。
如果在平時，我可能會緩一緩，讓病人先住上院，等到第二天或者他不是特別難受時候再復位。但想到這位官員的地位，我根本沒有退路。
就在我無從下手時，蓋伊俯下身，在官員耳邊耳語了幾句。
不知道他說了什麼魔咒，奇蹟發生了。在接下來的診斷、復位，整個過程中，官員竟然真的忍住了沒有動，甚至連手都沒抬一下。
耳石復位成功，精疲力竭的官員立刻睡著了。
我舒了一口氣，突然發現身上的衣服全都被汗溼了。不得不承認，我緊張了，因為這個官員的身份。
各種語言的感謝、道賀聲傳入我的耳朵。隨行人員幾乎是一窩蜂地衝上來，一撥感謝我，一撥擁向院長，讚美他的果斷決策。
我搖搖頭說要出去抽菸。
沒想到，蓋伊不知道什麼時候也溜到了吸菸點，正抽著自己用菸絲卷的香菸。
他示意幫我做一根，我知道他們捲菸會用舌頭封口，連忙拒絕了，蹩腳地自己學著做了一根。生煙不好抽，直咳嗽。
蓋伊看著我笑，問我為什麼不去合影，“中國醫生不是很喜歡拍照留念嗎？”
我反問他怎麼不去。
蓋伊哈哈大笑。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他笑得這麼開心。
我問蓋伊剛才耳語的那句話是什麼？
像往常一樣，蓋伊先嘆了口氣，接著說，就是很簡單的一句話，“眼前的這個中國醫生，是唯一一個把你當成病人看待的人了。”
蓋伊說，官員最怕的就是其他醫生心裡有鬼，想拿他的病換功勳，所以這時候魯莽一些反而好。
我不得不承認，蓋伊比我更瞭解他的國家，知道怎麼“救人”。如果只有我在，今天肯定要惹大禍。
一支菸吸完分手的時候，我最後問了蓋伊一個問題。我問他為什麼不想教學生？
就像以前一樣，他給了我一個奇怪的回答，“我的人生觀已經不適合教學生了”。
好格色（極端）的人，我在心裡吐槽。
就像以前一樣，蓋伊沒有再解釋。而這也是我們最後一次談心的機會。
在這之後沒多久，因為兩件事，我的醫療隊隊友們徹底和蓋伊劃清了界限。
第一件事，是因為蓋伊阻止中國醫療隊給一個病因不明的5歲孩子輸血，導致孩子在入院僅6天后就夭折了。
醫療隊的隊友們說，蓋伊給出的理由是“沒有必要”。
第二件事，則是源自住在醫院裡的一對母子三人。
這家的父親因為車禍在醫院不治身亡，本就不幸的他們卻因還不上搶救費，被扣留在醫院近1年的時間，只能乞討為生。
我經常看見那個大男孩抱著他的弟弟，呆呆地坐在醫院門口。
無家可歸的兩兄弟
有隊友于心不忍，覺得這種方式也無益於他們還錢，只是醫院洩憤而已。他們私下湊了30萬布法郎（約600人民幣），打算給這對母子“贖身”。
沒想到這件事又被蓋伊阻止了，說他們醫院的事不用我們管。
我實在想不出，有什麼大道理能解釋這種決定。我怒氣衝衝地跑到了蓋伊的辦公室，直接將三十萬布法郎摔在了他的桌子上。
我只有一個問題：“你為什麼處處和我們作對？”
蓋伊好像早就知道我會來，因為他正對面的桌子上，擺著一根卷好的煙。
就像之前每一次對話一樣，蓋伊先嘆了一口氣。他將卷好的煙點燃遞給了我。
我沒有具體提問，但顯然他知道我在為誰打抱不平。他回答說，我有兩個考慮。
第一，醫院的大門是敞開的，那對母子不走，是因為他們在這裡還能乞討，還能遮風擋雨，出去更是一無所有。
“你們繳清費用真的是在救他們嗎？還是在滿足你們那份虛榮心？”
蓋伊也解釋了他為什麼不讓我們給那個五歲的孩子輸血。他問，你們能給出孩子的具體診斷嗎？就算輸血保住他一時性命，後續治療能跟上嗎？
“如果折騰了一番孩子還是死了，那你有想過，所有這些治療費用，要誰去承擔嗎？”
我掐滅香菸，說那你覺得應該怎麼辦？都不用治了嗎？
蓋伊說，他的第二個理由，正是因為他想解決這些問題。
扣押這家人不是醫院的個人行為，而是有法律背書的。
他當然可以憑個人的力量網開一面，或者讓中國醫生捐錢，先放走這對母子，但那條法律不變，其他的醫院裡還會有人在受苦。
他希望用這件事倒逼政府解決問題。
就像急診科溜號的問題，如果我們不心軟，有一個病人被放到晚上，事情鬧大，後來的其他病人就不用在急診室苦苦等待。
在這一對母子的天平另一端，他衡量的是許多許多其他人。
他問我還記不記得我們合作的那臺手術？他說，他很羨慕我。
中國醫生可以花30分鐘為一個孩子縫合傷口，只為了讓孩子不留疤。他不是沒有這個技術，可他沒有這個時間。院長誇他是“全科醫生”，那意味著他一直在被各部門借來借去，他根本不是真的在治療病人，病人也沒有得到好好對待。
他痛恨的是這一切。他想治的是這一切。
按這個邏輯，那對母子就該被關在醫院裡，直到蒲隆地政府幡然醒悟，解決這一切。
我沒辦法反駁，因為他比我更瞭解自己的國家。
但是在走之前，我又忍不住回頭問蓋伊：“那兩個被扣在醫院裡的孩子，你看過他們的眼睛嗎？”
蓋伊搖了搖頭。
我說，他們的眼睛裡沒有光。他們知道他家欠了醫院的錢，甚至從來不敢和醫院裡的其他孩子玩耍。
“你的目標很偉大，可是這些孩子的生命怎麼辦呢？”
我想，我們都沒有錯，可是註定無法成為朋友。
半個月後，我們突然收到了一張結婚請柬，來自蓋伊。
大部分隊友仍然因為那對母子的事在記恨蓋伊，自然不會參加。小部分隊友則在困惑，蓋伊不是有老婆嗎，在門口賣麻繩呢，怎麼又結婚？
甚至有脾氣暴的隊友編排說，他肯定是娶了個小的。
但就在婚禮前一天，我在樓上抽菸時，遠遠看見蓋伊坐在樓下長廊裡，對著手機抹眼淚。
麻醉師走過來問我要煙，我指了指樓下哭泣的大名醫，打趣說，他是喜極而泣了嗎？
在樓下哭泣的蓋伊
麻醉師詫異地看著我說：“你沒看請柬上的名字嗎？哪是蓋伊的婚禮？”
我才意識到，因為過於討厭蓋伊，我們都沒有仔細看過那張請柬，就丟到了一邊。
他告訴我，結婚的女人是蓋伊兒子的未婚妻，新郎卻不是蓋伊的兒子。
因為蓋伊的兩個兒子，早在五年前就去世了。
麻醉師告訴我，五年前，這裡發生過一場嚴重的恐怖襲擊，蓋伊的妻子和兩個孩子都受了重傷，和另外10名傷員一同被送到醫院。
但當時值班的醫生卻被調走，去搶救一個“更重要”的人。就像本該在耳鼻喉科坐診的我，被調到了急診一樣。
那天的醫院裡，只有蓋伊一個人。他獨自戰鬥了整整15個小時。10個病人只活下來3人，包括他的妻子，不包括他的兩個孩子。
死亡患者的家屬們來醫院找蓋伊鬧事，一半人說他為了救活自己的妻子，拋棄其他病人；另一半人說他因為沒有救活自己的兒子，拿其他病人撒氣。
我問，蓋伊是親手治死了自己的兩個孩子嗎？
麻醉師回答說不，他根本沒有治療。蓋伊判斷他們不可能被救回來，所以直接放棄了。
他親手給自己的兒子繫上了黑絲帶，標誌著放棄治療。即使那一刻，他們還在呼吸。
那天晚上，蓋伊不是隻救活了3個人，而是因為放棄了包括他兒子在內的7個，他才有時間去救那3個。
就在上週，我們醫院也曾接診了一批遇到小規模恐怖襲擊的傷者。送過來的患者在樓下分診，已經死亡或不可能救活的病人，繫上黑絲帶，危重病人繫上紅絲帶，暫時穩定的系黃絲帶。
我清楚地記得，我曾親眼見到一個被繫上黑絲帶的女人。
作為一名耳鼻喉科大夫，那是我見過最恐怖的傷痕，她的耳朵被三道深可見骨的刀傷劃開，傷口撕裂有兩指寬。
我手上的血還是熱的，但我沒有時間悲傷，匆匆放下她，奔向繫著紅絲帶的病人。
平均每個紅絲帶的病人，至少要花兩三個小時去搶救，碰到嚴重情況，十幾個小時救一個人也可能。
但在後面等待的每一個黃絲帶的病人，都可能隨時變紅，甚至變黑。
我不由自主地想，如果有一次，沒有分診、沒有其他醫生，我要怎麼做這個選擇？我要怎麼算，生命的輕重？
蓋伊必須精確、沒有感情如天平，才能做出這樣的選擇。在犧牲其他人之前，他已經是那個被犧牲的。
認識蓋伊的幾個月裡，我只見過一次，他的失態。
那天中午，我正在看診，診室的門忽然被撞開。蓋伊抱著一個男孩衝了進來。
當時正在診療的我和病人都嚇了一跳，我趕忙迎了上去，以為他懷中的孩子有生命危險。
結果我卻只看到孩子耳後有一大塊擦傷，傷口雖大，連血都沒流多少。
蓋伊十分緊張地問我，能不能不留疤地縫合？
當時我還在記仇他對急診的那個孩子不好，嗆他說：“哪有癒合不留疤的啊，這個瘢就是要告訴孩子以後小心點。”
我以為蓋伊這麼緊張，受傷的肯定是他兒子，但蓋伊卻搖頭否認了，說是路邊的一個孩子，被他妻子弄傷了。
蓋伊告訴我，他的妻子在五年前遇到過一次恐怖襲擊，倖存下來後，對暴力事件、聚集的人群和嚎啕大哭的孩子，都有一些應激反應。
今天下午時，這個受傷的男孩在醫院附近拿著玩具槍在欺負另一個男孩，他妻子一時激動，就把這個男孩重重推倒了。
我才明白蓋伊為什麼把她帶在身邊。但我還是忍不住問蓋伊，這麼小的傷口，你怎麼自己不包紮？不是說你也會那種縫合嗎？
蓋伊沒有回答，直到我完成縫合，要把男孩交還給他時，他突然向我鞠了一躬。
他說，謝謝你，“現在的我沒有辦法給‘和自己有關’的人做手術，我會想起不好的事。”
他眼帶失落地呢喃了一句：“要是你們一直在就好了。”
我險些忘記了那句話。
麻醉師告訴了我另一個訊息：蓋伊要走了。
很早我就聽說，蓋伊想離開這家醫院，但一直被院長駁回。麻醉師說，可能是上次我成功醫治官員的功勞，幫蓋伊如願了。
我以為蓋伊將要調去更好的醫院，但麻醉師說，聽說是北邊一家更破的醫院，蓋伊妻子的孃家在那裡。
那家醫院也許無益於蓋伊施展他的宏圖大略，但對他妻子，無疑能得到一份寧靜。
他也聽聞中國醫療隊為那對母子和蓋伊鬧翻了，於是補充道，你們不知道，在你們來之前，是蓋伊一直在施捨他們飲食。
他還說，就在昨天，蓋伊已經幫那對母子把欠款結清了，並且打點了很多人，讓那對母子繼續在醫院住下去。
麻醉師說，如果你還有什麼不解的話，就儘快去跟蓋伊醫生說清楚吧。
週一，我起了個大早。蓋伊就在他的辦公室裡，那間辦公室變得很空，他幾乎都收拾完了，好像只在等我來告別。
我有很多問題想問，但最終我只問了那對母子。我問，你為什麼要改變自己的決定？
他又嘆了一口氣，回答說，你說得對，“不應該讓一些人成為燃料”。
我想蓋伊收下我們之前為那對母子籌的30萬布法郎。他一個人幫那對母子還清欠款，想必負擔也很重。
但他一直襬手推拒，說兩個富翁間就別客氣了。
我露出困惑的眼神，他笑了，指指心臟說：“這裡富有。”
他向我揮揮手，又走上了那輛通勤車。他竟然還穿著那件很醜的墨綠色T恤，背後寫著“KISS ME”。他真的很喜歡這件衣服。
我們沒有擁抱，可我覺得，已經足夠了。
謝無界一直覺得蓋伊“奇怪”，卻說不上來哪裡奇怪。直到要分別的那天他才明白，蓋伊表面是個精英醫生，其實跟他的妻子一樣，沒有走出那場災難。
他的後遺症是，必須堅信治病是有代價的，要想著患者的醫藥費，要想著製造病人的法律。
因為他曾經無法支付代價，而放棄了自己的孩子。
但他忘記了，黑絲帶意味著無法治療，那不是放棄，只是接受現實。
那3個人的倖存，不是以7個人的死亡去換的。
該用什麼衡量生命呢？ICU一天一萬，蒲隆地官員的一條命可以用幾個人的去償。
這個困惑，恐怕會伴隨蓋伊很久，但在故事的最後，他好像又作出了一些改變。
謝無界很希望有一天再遇到蓋伊，遇到這個傷心的父親、稱職的醫生、不知道困惑是否有被解決的人。
希望那時天氣很好，蓋伊還在笑，轉過身，露出背後一句大大的“KISS ME”。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卡西尼 小旋風
插圖：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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