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能夠被官方稱為“老朋友” 的外國元首並不多。
人們熟知的一個是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他的遠見卓識讓中美兩國順利建交；另一個就是德國前總理施羅德，任內期間，他帶領德國企業打開了中國市場，還在中國建立了許多工廠，促進了中德兩國經濟間的交流。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老朋友”，在華訪問時也曾遭到冷遇。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更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出現如此不合禮儀的現象還是和當時的國際形勢有關。
施羅德的冷遇
時間的指標還得撥回1999年5月12日，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上，一架標有德國標識的飛機正緩緩降落在停機坪上。
飛機停穩後，德國總理施羅德緩緩走下舷梯，只見他表情凝重，神情緊張。
前來接待施羅德的也只是外交部一個低階官員，現場更沒有首都各界群眾敲鑼打鼓，夾道歡迎的場面。
要知道，德國可是歐洲的三駕馬車之一，不管是地區安全議題、還是關稅商貿談判，德國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按理來說，要接待德國總理，至少也應該是派出外交部副部長這一級別。
施羅德作為一個政治家，見慣了風風雨雨，對於自己所遭遇的冷遇，他並不感到意外。
恰恰相反的是，他或許早就知道此番行程的艱辛，多年後他回憶這段訪華經歷時曾說：“世紀之末的訪華，中國政府能讓我的專機落地，就已經很給我面子了，別的也不能再要求什麼了。”
施羅德在中國僅僅只待了28小時，事先準備好的商貿談判也只能戛然而止。
這次“旋風”般的訪問或許一開始就不是為了經濟，而是出於“負荊請罪”。
就在4天之前，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軍事組織派遣了B-2轟炸機發射了5枚聯合直接攻擊彈藥，擊中了中國駐南聯盟的大使館，造成3名中國記者邵雲環、許杏虎和朱穎死亡，十多名工作人員受傷的慘劇。
這次事件極大傷害了中華民族的自尊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在和平年代，一國之大使館如同一國之領土，這是各國都預設的事實。
不經宣戰，就膽敢攻擊一國使館，毫無疑問犯下了戰爭罪。
況且北約的此次轟炸行動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批准，物件還是對北約會員國並未造成威脅的主權國家。
此罪行再一次無可辯駁向世人表明了所謂的“國際法”不過是歐美國家用來約束弱小國家的緊箍咒，再一次說明了歐美國家遵循的還是亙古未變的叢林法則。
施羅德的目標
轟炸大使館的主要元兇是美國不假，但犯下滔天罪行的卻是以北約的名義。
在北約的會員國中，德國也是重要的參與國。前一年9月27日，施羅德所在的社會民主黨人格哈德·施羅德在大選中獲勝。
10月20日，社民黨和綠黨簽訂了組閣協議，建立了德國戰後歷史上第一個“紅綠燈”聯盟政府。
在外界看來，“紅綠燈”聯盟政府是一個具有雙重左翼色彩的政府。執政的社民黨和綠黨都有著較為悠久的和平反戰傳統。
早在冷戰時期，社民黨領袖勃蘭特就曾提出過著名的“新東方政策”，以促進東西方國家的關係緩和。
綠黨更是在1998年就通過了《馬格德堡綱領》，宣稱“綠黨不會支援軍事幹預或任何把和平強加於人的軍事行動。”
上臺前的政治承諾讓人們有理由相信，德國會遠離戰爭。
然而，身處在野的黨派最不靠譜的就是政治承諾，正是這個信誓旦旦的“紅綠燈”聯盟政府違背了德國一直以來反戰的政治信條，公然參加了未經聯合國授權的對南聯盟的血腥作戰行動中去。
為什麼出兵？施羅德聲稱：“德國參與北約的空襲行動是為了防止出現人道主義災難。”
這番說辭不過是政客的伎倆，不管施羅德如何巧言善辯，也掩蓋不了其出兵科索沃的真實動機。
首先，德國在意識形態上，和美國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眾所周知，二戰以後，美國有不少德國裔，在意識形態上，兩國社會主流的都是資本主義，都信奉自由主義，都崇尚私有制。面對南聯盟這個最後的“紅色堡壘”，美德都想除之而後快。
其次，德國力圖依靠美國的支援，使自己擺脫二戰的禁錮，讓德國成為世界性的政治大國。
經過50多年的發展，德國在經濟上位居世界前三，但德國並不滿足於經濟上是巨人，政治上是侏儒、軍事上是娃娃的畸形狀況。
要想實現這一目的，德國少不了美國的幫助和默許，至少是在歐洲展現自己的軍事力量。
最後，施羅德的社民黨推行的是“新中派政策”，其特點就在於一個“中”字，不受左翼色彩的束縛，淡化左右之爭，力求務實，一切以國家利益為先，一切從政治現實出發。
因此，在對南聯盟下手時，德國就不會因南聯盟及自身的左翼色彩而有所顧忌。
只是讓施羅德出乎意料的是，他低估了美國人的政治下限。
美國政府並沒有事前通知他要轟炸中國大使館，這也反映出在北約這個軍事組織的框架內，美國佔據了“說一不二”的主導地位，你領導的德國不過就是一個打工仔的角色。
施羅德的訪華
突發的意外，讓施羅德遭遇了政治上的一個不大不小的危機。
正如方才所說，施羅德為首的“紅綠燈”聯盟一改科爾政府的輕視內政和經濟的做法，走的是“新中派政策”，主打的就是經濟牌。
經過多方努力，德國的居民消費、社會投資均有明顯增長，經濟增長率維持在2%左右。
可是由於世界經濟的不景氣給德國出口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德國又遇到了資本主義制度下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生產過剩。
德國很早就是一個老牌的工業國家，工業能力強大，誕生過許多知名品牌，比如西門子、拜耳、飛利浦、大眾。
可是一個國家能生產，不代表能消費。
要想將過剩的產能完全消化，僅憑德國有限的市場和過少的人口是遠遠不夠的。
唯一的辦法就是開啟外國市場，將商品或者工廠推廣或者建立在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
早在1972年，有遠見的德國政治家就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
1982年科爾領導的基民盟和自民黨聯合政府，就頻頻來華訪問。
那時，德國媒體更是將中國稱之為“聯邦德國的天然同盟者”。
中德友好的外交關係一直被德國各界領導人所繼承下來，到1986年，中德雙邊的貿易額達到了89億馬克，德國成為了中國的第四大貿易伙伴。
德國也承認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願意向中國提供技術和人才。
施羅德上臺後的1998年，中德關係繼續得到穩定發展，雙邊貿易額達到143.5億美元，創造了歷史最高記錄。
不過，轟炸南聯盟的小插曲成了中德關係的“攔路虎”。
為了維持住德國的經濟，不給反對派可趁之機。
施羅德曾一度考慮推遲訪華，後來中國的大度征服了施羅德，知道轟炸大使館，德國事先並不知情。
雙方經濟磋商，都不願改變中德友好的大局，將原計劃的正式訪問改在5月12日進行為期一天的工作訪問。
簡單的接待，蕭瑟的現場，一天的訪問，中國政府藉此向外界（美國）傳達了自己的立場和憤怒。
而施羅德在訪問中態度積極，首先代表德國對中國使館被炸事件向表示了“無條件道歉”。
同時，施羅德還認為北約對此事件做出的解釋完全不夠，必須毫無保留和徹底地調查真相，並公佈與眾。
此外，施羅德還和中國政府達成協議，就科索沃危機應交由聯合國解決達成共識。
但是誰都明白的是，這種要求也僅僅是施羅德個人的政治表態，在美國巨大的國力面前，上訴要求都不可能實現。
5月的“旋風”訪問剛剛結束，施羅德就在11月又來到了中國。
這是五月訪華的繼續，不是簡單的經濟訪問。
施羅德強調了德國政府將毫無保留地支援“一箇中國”的政策，德國不會參與任何對中國構成潛在威脅的冒險行為。
當然，雙方在化石能源上也簽訂了寧、滬石化等多項合作專案。
2004年12月8日，施羅德率領著40餘名德國企業家組成的代表團到東北視察，建立了一汽-大眾轎車二廠。
前一年，德國西門子移動和深圳華為科技有限公司就開發、生產和銷售TD-SCDMA技術建立了合資公司。
新公司設立在北京，投資超過了1億美元。這些都是施羅德的“建設性接觸”戰略的成果。
結語
就個人而言，施羅德擔得起“老朋友”這個稱號。在其任內，中德關係在經濟上實現了飛躍式的發展，並且施羅德還推動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在安全方面，施羅德還試圖推動歐盟結束對華武器禁運，可惜在美國的干預下未能實現。
但是施羅德的“以商促變”也有私心，一是獲取經濟利益，緩解德國的生產過剩問題；二是透過經濟合作和人文交往，促進中國的“政治改革”。
如果說前者是無可厚非，那後者就有些動機不良了，不過這也是國與國交流的常態事實。
參考資料
《後默克爾時代德國對華政策的挑戰》 文化縱橫 2021年10月期刊
《科索沃戰爭衝擊德國紅綠聯盟政府》 國際觀察 王宏偉
《施羅德東北之行和中德經貿合作》 對外經濟 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