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20年，拜登競選總統的時候就揚言要建立一個所謂的“多元化政府”。
等到拜登上臺之後，任命了一系列非裔、拉丁裔、亞裔官員的官員。
此時的人們才明白，拜登所謂的多元政府並不是一個“相容幷蓄”的政府，而是一個任用大量親美的少數族裔人士的政府。
就其所提名的政府官員來看，當時就能看出在未來的幾年時間內，拜登將對華採取更為激進的貿易戰策略。
為什麼這樣說呢？主要在於拜登將一位地地道道的香蕉人————戴琦，扶上了美國第19任貿易代表的職位。
美國人“以華制華”的策略
其實，美國人採取“以華制華”的策略並不是第一次了，尤其是民主黨人，最善於做的一件事就是重用“香蕉人”。
早在奧巴馬時期，就有駱家輝擔任美國人的鷹犬，在對華關係上給我們上眼藥。所以，如今同為民主黨人的拜登重用戴琦也就不那麼奇怪了？
那麼為什麼美國人總是喜歡將這些重要的對華崗位交到這些香蕉人手裡呢？
或許從戴琦的成長經歷就能看出一些端倪。
戴琦長著一副黃皮膚和黑眼睛，但是卻心繫美國，一直為美國的政府效力，不斷呼籲美國政府對華採取制裁和封鎖。
作為貿易代表，她的話對中國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她的所作所為證明她確確實實是一個香蕉人。
香蕉人是什麼意思，這個名叫戴琦的女華裔有什麼身份和背景，她為什麼會如此堅定地效忠於美國？
香蕉人戴琦
其實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戴琦只能算是廣義上的華裔；但是從狹義上來說並不能算是一箇中國人。
這麼說並不是為了給這樣一個香蕉人洗白，而是就事論事。
首先，戴琦（其名應該為凱瑟琳·戴，嚴格意義上說戴琦並沒有中文名，而是音譯）出生於美國康涅狄格州，在華盛頓特區長大。
戴琦的祖父名叫戴培之，原本是臺灣師大中文系教授；後來解放前夕戴陪之隨著蔣介石前往臺灣，與中國大陸斷絕了聯絡。
而戴琦的父親戴元亨也是在那個時候一起到的臺灣，後來在美國唸完大學並娶妻生子，於是有了戴琦。
戴元亨1979年加入美國國籍，曾供職於沃爾特·裡德國家軍事醫學中心。無論是從國籍繼承的角度還是從出生地是美國的角度來看，戴琦的國籍都是地地道道的美國人。
另外，從小在美國長大的戴琦本身對於美國文化具有高度的認同感。因此戴琦從內心中也沒有覺得自己是個中國人。
其實華夏文明延綿至今，血統只是傳承的一個方面，而更重要的一點在於“道統”，也就是要對中華文明具有高度的認同感。
而戴琦這樣的人，從小就不明白中華民族的偉大，滿腦子的都是美國人的文化意識，想著如何活成一個地地道道的美國人。甚至為了不讓別人對其膚色有芥蒂，在諸多問題上甚至比地地道道的美國人更加反華。
基於以上目的，大家其實不用為戴琦這樣的美國人而憤懣。因為人家壓根就和“中國人”不搭邊，是個地地道道的美國人。你說她香蕉人，人家並不會覺得有什麼問題。或許在美國人的眼中，香蕉人也算得上是一種特有膚色，畢竟美國人的性別都有千奇百怪的上百種，這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戴琦出生於1974年，由於其父母的關係，戴琦小的時候得到了很好的教育，並且讀的是專供美國政要子女就讀的“友誼中學”。
網上有人說戴琦遺傳了其父母的高智商，並且說其讀書如何用功刻苦。拜託！時至今日還有人相信這種謊言？
父母都是高階知識分子，從小就接受精英式的教育，就算是隻豬也都培養出來了！和美國的教育，和聰不聰明，刻不刻苦並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高中畢業之後的戴琦成功地考上了美國名校耶魯大學，並在這裡學習歷史和文學。戴琦的父母顯然是懂政治的，明白學習人文學科是將來從政的必修課。這一點，無論中外都一樣。
在拿到了耶魯大學的文學與歷史雙學位之後，其還做過一段時間的國際交流。在1996年至1998年，戴琦作為耶魯大學與中國交流的雅禮協會成員在中國中山大學教授英語。
當時不顯山不露水，現在回過頭來看或許這一切都是其父母的刻意安排。與其說是戴琦來中國任教教英語，倒不如說戴琦是來中國學習中國文化的。想要將來能夠在美國政壇立足，做一箇中國通將會是很好的“通行證”。
在中國的兩年時間裡，其不但將自己的中文水平提升到如同自己的“母語”英語一樣的流利程度，還順帶學會了粵語。或許在這個時候戴琦就明白，將來想要在香港“搞事情”，學習粵語甚是必要。
後來，戴琦結束了中國的學習之後又在哈佛繼續讀博，並順利地拿下了法學博士的學位。
離開哈佛之後，戴琦憑藉自己的專業素養，在美國的多家律所工作。在戴琦所接的案件中基本上都是涉及國際貿易糾紛的。
這些案子都“恨美國”，大多都是美國人打著自由貿易旗號對他國實施貿易制裁類的案件。很快戴琦就因為自己的專業能力被美國政壇注意到。
中美貿易戰中的“美國鷹犬”
2007年，戴琦被美國聯邦政府僱傭擔任政府貿易部的代表顧問兼任律師，由於有著豐富的法律應訴經驗，戴琦在這個崗位上可謂是得心應手，專職為美國政府處理與他國之間的貿易糾紛。
此時，戴琦已然完成了自己步入美國政壇計劃的第一步。多年之後，戴琦在面對記者的時候說道，自己很感謝美國政府能夠給她這樣一個機會，她為了美國的利益而奮鬥。
也不知道戴琦在說這句話的時候怎麼想的，總之很多人在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會誤解為美國的政治開明。
其實，在美國想要步入政壇，索要的政治資源遠要比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多。而戴琦所謂的美國政府給予的機會，不過是建立在損害他國在與美國貿易中的利益而實現的。說到底，戴琦不過就是做了美國人的鷹犬而已，終究不過是那些利益集團的一枚棋子罷了。
當然，人家這枚棋子當得心甘情願，並且還十分地賣力。
2011年，戴琦任命為對華貿易部的執法首席顧問。對於戴琦來說，這就是一次向美國納投名狀的機會，自己將來的政治前途如何，全在於其在這個位置上的表現了。
到任之後的第二年，戴琦就著手處理美國與中國的稀土貿易案件。
由於當時美國對中國採取了限制性的貿易關稅措施，於是中國也基於自身戰略安全的考慮在稀土貿易上決定減少出口量。
由於稀土本身是極為重要的戰略資源，因此對於稀土資源的出口管控本就應當由我國根據國際形勢的研判，基於國家安全來制定出口和開採計劃。無論我們制定什麼樣的開採和出口計劃，我們都享有自主權利。
但是當我國對於稀土的出口採取了限制措施之後，美國第一個就站出來指責中國，稱中國違背了當初的對美的貿易承諾，並以此為藉口對華提出了貿易訴訟。
負責這個案件的主要美方代表就是戴琦。明明是美國無理在先，單方面對中國的出口貿易採取限制措施才導致我國基於戰略安全的考慮限制的稀土出口。
而這下可好，戴琦幫著美國人“惡人先告狀”。並且為了贏得訴訟，戴琦還透過對其他一些稀土資源缺乏的國家進行遊說，同時對稀土問題提出訴訟，迫使我國外貿部門多面受敵，被迫同時應對多個國家關於稀土貿易問題的案子。
最終，我國在稀土案上敗訴了，不僅蒙受了巨大的損失，還影響了我國在國際貿易中的聲譽。
一方面是我國的聲譽受損，另一方面卻是戴琦在美國政壇的聲名鵲起。憑此一案，戴琦算是拿到了步入美國政壇高層的門票。
納了投名狀的戴琦終於成為了美國人眼中的“自己人”。甚至在特朗普執政期間，戴琦還公開指責特朗普的對華政策過於軟弱。
作為民主黨的政客，戴琦透過對華的激進策略來彈劾共和黨的在職總統。戴琦倒是將美國人的政治光譜學玩得明明白白。
終於在特朗普上臺之後，戴琦再次等來了重新獲得重用的機會。相比較於特朗普，拜登更重視利用巧實力來遏制中國的發展，說白了就是拜登夥更喜歡耍一些見不得人的手段。
因此拜登所謂的組建多元政府內充斥著大量類似於戴琦這樣的鐵桿帶路黨。
2021年12月，戴琦被拜登任命為貿易代表，專司如何給中國“找麻煩”！
相比較於特朗普時期的前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戴琦更善於利用WTO體系和其他盟友施壓中國。這是前白宮高階貿易談判官員克里特·威廉斯對戴琦的評價。
並且特·威廉斯還說戴琦因為中文流利這一點預計將讓她在和中國的談判中獲得更多的尊重。
特·威廉斯前面的評價從美國人的立場來看還有點道理，但是至於戴琦是否會在與中國的談判中獲得尊重那就不得而知了。
畢竟皇協軍再賣力，也不過就是二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