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人：王浩勇（宣告：本文非本人經歷，根據投稿人口述整理編髮）
我的人生履歷大致如下，1976年應徵入伍當兵，1980年復員回到地方，在大隊推薦下在縣城一企業當工人。
1983年全國嚴打，機緣巧合之下被借調到派出所幫忙成為一名幹警，我曾擔任過副所長、所長、副局長，在局長職務上退休安度晚年。
當年和我一起參加工作的那些工人，由於企業不景氣，好多人都下崗了，每天都為生計而奔波，許多時候人生的機遇真的很重要，如果能夠把握好機遇就是脫胎換骨。
我1958年出生於陝北一貧困農村家庭中，父母在人多力量大的號召下是生育了6個孩子，我在家中排行老三，上面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下面有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
我的父親在老五出生後，在跟生產隊上山砍木頭不小心把腰弄傷了，之後就幹不了重活，全家就只有母親一個人掙工分，可想而知我們家是多麼困難了。
飢餓是貫穿了我整個童年，吃飽飯是我從小的夢想，有時候半夜餓得睡不著，我就會跟著哥哥姐姐去地裡偷些瓜果蔬菜來吃，因此我不知道被父母吊起來打了多少回。
俗話說兄弟姐妹排在中間的最機靈，我的確是家中兄弟姐妹中比較聰明的，從小學開始我的讀書成績就很好。
那時候我們公社讀書不需要花錢，只要能夠考上就可以繼續讀下去，每學期只需要繳納學雜費就可以，我們家是特困戶，學雜費都不用交，在這種背景下我是順利讀完高中。
實話實說，如果如果不是文革全國高考取消的話，我肯定是能夠考上大學的，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1975年高中畢業後我便回到生產隊參加勞動，那個時候我已經長到1米78的個子了，身體在生產隊中算是很強壯的，所以生產隊每天是給我記一個全勞力工分。
隨著我和哥哥姐姐三人都參加勞動，家裡的情況是比之前好了很多，父親就算不幹活掙工分也無妨了。
不過我覺得這種農民日子是一眼看到頭，不想一輩子都待在農村裡，一輩子都和土地打一輩子的交道。
有一天，高中一個關係很好的同學來找我玩，他跟我說想去當兵，想讓我陪他一起參加應徵。
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農村青年，想改變命運只有兩條路可行，一條路就是透過學習，一個就是去當兵留在部隊。
高考取消後，就只有當兵這條路留給我了，不過當時當兵同樣也是一件美差，很多青年是爭破頭都想去當兵，競爭是非常激烈，所以很多人連報名資格都拿不到。
我家一沒背景，二沒人脈，按理說是拿不到當兵名額的，但我高中同學有個親戚是公社的小領導，得益於這一層關係，他是幫我高中同學和我是拿到一個報名資格。
之後的體檢政審家訪等環節都順利透過，1976年12月26日，我和高中同學便一起前往部隊服役。
當時我們大隊對於當兵家庭是有優待政策，每天都會給當兵家庭額外加一個全工分。
意思就是說，就算我去當兵了，其實我每天都給家裡掙到工分的，加上我將每個月積攢下來的津貼都寄回家，弟弟妹妹的生活條件是比之前好很多。
新兵連三個月過的非常苦，尤其是吃不飽這一點是讓我很難受的，雖然在老家時候我已經習慣飢餓了，但當飢餓和高強度訓練一起來的時候，就會讓你很痛苦。
其實新兵連吃不飽並非是缺少吃的沒得吃，而是怎麼吃都吃不飽，當時新兵連是屬於臨時組建的組織，是沒有菜園豬欄這些後勤保障的，所以新兵連伙食的油水是很有限。
吃完飯後兩三個小時後就餓得發慌，有時候我們還會將早上的窩頭偷偷拿回去藏起來，等餓的時候就掏出吃。
新兵連我們新兵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夠早點下到老連隊，因為很多老兵跟我們說，老兵連的伙食會好很多。
三個月新兵連結束後，我被分在二營四連二排六班中當戰士，巧合的時候我的班長是陝北人，我和班長算是老鄉，所以下到老兵連後，班長對我是挺照顧的。
我在部隊當兵四年，我當過副班長、班長以及代理排長，當時很多老兵都說我可能會提幹留在部隊。
只可惜1979年中越邊境自衛戰之後，有一大批參戰老兵被送去軍校學習提幹。
所以我當兵第四年時候，我們團提幹指標只有一兩個，我是沒有拿到提幹名額，在1980年年底時候就復員回到家鄉了。
不過我當兵四年也並非一無所獲，透過自身的努力是拿到兩個營嘉獎和一個個人三等功，退伍回到家鄉後，我便被大隊推薦到縣城一工廠當工人。
當工人大半年後，工廠保衛科空缺出來一個位置，因為我是退伍軍人，所以便被調到工廠保衛科工作。
當時在保衛科確實比當工人會舒服一點，當工人是身體上比較勞累，而在保衛科當差則是精神上比較勞累。
每天的工作就是負責工廠的保衛工作，晚上就是按點就班巡邏，如果工廠裡面發生什麼糾紛都要我們保衛科去處理。
甚至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都來找我們保衛科，簡直當我們保衛科的人是萬金油一樣，哪裡需要哪裡搬。
1983年，我已經在保衛科幹了兩年多時間了，已經成為保衛科的副隊長，也算是一個小領導吧。
也就是那年，全國實行嚴打，我們縣城公安局是忙得不可開交，在這種情況下，縣城公安局便向各大企業保衛科借調一些人去幫忙。
當時公安局是向我們工廠保衛科借調兩個人，工廠領導的意思是想讓隊長和一個年齡比較大工人去。
但當時當警察的待遇還沒有企業當工人好，所以隊長不想去，覺得留在工廠當隊長挺好的，至少不用被人指揮。
於是隊長便讓我去，我覺得自己還年輕，去經歷一下也無妨，反正也是借調而已，自己還是工廠身份，萬萬沒有想到因為這個決定是我的人生還是發生改變。
我被借調到縣城公安局後，我被安排到一個公社派出所上駐點，每天的工作就是跟著派出所的人去大隊裡處理各種糾紛。
當時派出所所長知道我是退伍軍人，並且知道我還立過功，所以對我很放心很多重大警情都帶上我。
其實我也知道派出所所長器重我的原因，因為當時確實沒人願意去當警察，在我們老家還有一種說法，就是好男兒不當差。
難得有退伍軍人願意到他們所裡當差，所以所長是想留我在哪裡長幹下去，才會對我這麼器重。
1985年我們縣城公安局開始公開招聘第一批合同制警察，於是我便直接轉為合同制警察了，不再是借調警員了。
之後我在派出所兢兢業業工作，在1992轉為正式警察，轉正後我更加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由一名普通警察是成長為公安分局局長。
當年我曾經工作過的哪家工廠，因為效益不好在1990年時候就倒閉了，當時和我一起工作的工友是面臨下崗。
當年將機會讓我給的那個保衛科隊長，每次遇見我都會感慨說道這就是命，如果當年他沒有將機會讓給我的話，或者他就不會下崗了。
不過我也確實挺感激他當年將借調的機會讓給我，我也是誤打誤撞成為一名警察，他確實是我的貴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