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是中國進入近代之後規模最大的一場抵抗侵略戰爭，面對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入侵，中國軍民奮起抵抗。整個抗戰可以分成國民黨領導的正面戰場與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兩部分。與敵後戰場相比，正面戰場地域廣闊、兵源充足、經濟實力雄厚還有外國的軍事援助，這種情況下仍屢遭失敗，其中就有後勤不力的緣故。
國民黨軍隊軍糧補給嚴重不足
戰時後勤
全面抗戰爆發後，前所未有的物資消耗 令“足兵足食”在現代戰爭中體現得更為明顯。為此國民黨當局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下成立後方勤務部，專門負責統轄各戰區的兵站機關，統管糧秣、被服、彈藥及其他軍需品的運輸、儲備、補給 、交通工具的徵集編組和交通道路的改善、警戒以及傷病官兵的醫療後送等軍事後勤工作。
這是體制上的應對。具體到戰時軍事後勤本身仍舊離不開軍糧、軍械、軍費等幾類。顯而易見，戰爭年代糧食的地位更為凸顯，士兵行軍、戰鬥需要消耗大量體力， 能否高效地獲取糧食關鍵時刻往往決定著戰場上的成敗。兵糧補給在戰爭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為此，抗戰初期 所有國民黨軍部隊的軍糧由軍事委員會下屬部門根據國防作戰計劃動員與計劃所需糧秣，請軍政部預先購備在重要交通地點設庫屯儲並推行積穀政策，會同有關各部通令各省籌辦。後方勤務部成立後，按各戰區參戰部隊應需糧秣核定屯儲地點、數量轉軍政部直接採購或委託各省代為採購。軍糧補給採取現品與米津（購糧金）相結合的辦法：凡到達戰地直接擔任作戰的部隊及從徵機關，均補給現品；奉令參戰向戰地開進或已參戰而當地有糧可購的部隊，則發給米津及馬料費由部隊就地採購。
徐州會戰
軍械的補給，首先取決於國內的軍事工業水平與產能。抗戰爆發前、中國兵工廠“除鞏縣兵工廠外，其他多建自清朝末年，機器式樣陳舊，出品不精且出品數量低少，又只限於（步）槍、機關槍兩種”。為此，國民政府每年撥出財政總支出的10%至20%用於軍事工業建設，並在原料、裝置等方面給予優先解決、重點保障，使兵工生產得到一定發展。譬如，機槍產量增加一倍，迫擊炮增加三倍，迫擊炮彈增加四倍，其他炮彈和步槍均增加一倍。
不過囿於技術與工業能力，在重武器及技術兵器方面,國內軍事工業無法滿足前線的需要。抗戰後期，反攻緬北的駐印軍（新1軍、新6軍）獲得美國援助，其重武器遠遠強於國內的部隊。駐印軍軍屬榴彈炮營裝備 12 門美製 105 毫米榴彈炮，該炮系當時美軍主力師屬火炮，射程和火力遠超國內軍屬山炮(野炮)營裝備的75毫米山炮（野炮)。駐印軍一個師就擁有24門美製75毫米山炮，而其他國民黨軍師級單位沒有山炮營建制,僅編有一個直屬戰防炮連，配備四門37毫米反坦克炮。至於空軍方面，由於當時國內航空工業根本沒有自產能力，只能完全依賴外援。蘇聯曾應中國政府的請求，供給各型飛機1000多架，曾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孫科（孫中山之子）坦陳：“自1937年‘七七事變’以後，直至1941年蘇德戰爭以前，整整四年間，我們空軍作戰所需的物資，大部分獨賴蘇聯的援助。”
作為發動侵略的一方，日本同樣承受戰爭帶來的軍事後勤壓力。由於遭到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在“七七事變”後的一個月，日本當局被迫追加華北戰事預算4億日元，其中1億日元為彈藥費。按當時日本政府的計算，由於中日戰場上的巨大消耗，軍需動員只能補給所需份額的70%。這還是軍需動員開始後第10個月才能達到的程度。要知道，日本當時已算是強大的工業國家，其財政動員能力較之作為農業國的中國要強得多。
抗戰後期日軍補給嚴重困難
種種後勤的支出，加上戰爭本身的消耗，使得國民政府的軍費扶搖直上。抗戰8年，政府軍費開支逐年增加，一般佔到國家財政支出的60%至70%。國民政府戰時財政的主要任務就是籌措軍費，使國家財政成為軍事財政。與此同時，由於沿海各省相繼陷入敵手，民族工業遭到嚴重破壞，戰前佔國家財政收入70%以上的關稅、鹽稅等收入大幅下降，財政收入銳減，結果軍費開支遠遠超出財政實際收入。1939年度國庫支出為30.6億元法幣，其中稅款收入為4.8億元法幣，僅佔國庫支出 16%，絕大部分靠增加通貨發行來彌補，這勢必造成惡性通貨膨脹。如果沒有國內民眾與海外僑胞的踴躍捐款，國民政府的財政情況只會更加嚴峻——1939年軍費開支總額為18億元法幣，其中海外華僑捐款達11億元法幣。
後勤軟肋
儘管抗日戰爭時期的國民黨政府在軍事後勤方面做了相當大的努力，但從效果看。有些不盡如人意。抗戰中，國民黨軍屢被詬病的事便是軍糧匱乏，士兵食不果腹。擔任過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的魏德邁曾指出，“中國出現大部分軍事問題的根源其實很簡單，就是士兵得不到吃的。相較於槍支，中國軍隊更需要食物。長期的營養不良使許多中國士兵身體虛弱，無法行軍，有的甚至死在路上”。
武漢會戰
這話並非誇張。在 1938 年上半年的徐州會戰中僅國民黨第五戰區參戰部隊就達46.2萬人，月需大米10萬餘包。當時，除動用後方勤務部倉庫存糧外，缺額部分由軍政部購買並運至各兵站，各兵站再按作戰計劃運屯。儘管如此，還是出現口糧數量及品種都無法滿足前線所需的情況：“後方補給大米與麥面並用，為各部多感所領不足，有在陣地中之官兵五六日吃不著米粥，而以老百姓高粱面代替。並有發現士兵手持麥面饅頭，非但外皮黴壞，即饅心亦酸臭不堪。”在1941年的中條山戰役中，國民黨政府在黃河各渡口均設有相當數量的供應站，但依賴人力馱運，耗時費力，“遇著好天氣披星戴月往返需要兩天多，遇著颳風或雨雪天，就要三四天才背一回”。士兵還要自己推磨，“把原糧變成麵粉，還需上山打柴，才能有燃料”。與此同時，“沒有副食，油鹽也很困難”，致使士兵大多營養不良。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國民黨抽調大批壯丁入伍，農村勞動力銳減，加之自然災害，糧食產量大減，另一方面是因為國民黨的軍事後勤體制在紙面上雖然已經近代化了，但實際運轉起來問題重重。魏德邁還指出，國民黨軍後勤的最大弊病在於購買、分配糧食的機關過多，這些機關又不能負起各自的責任，此話可謂一語中的。1944年，駐華美軍為改善駐滇國民黨軍的軍糧，曾由美軍“口糧採辦委員會”提供糧食，希望由中方的兵站糧倉將美方採辦的糧食送交前線部隊，中方兵站卻不願配合。為此，美軍只得繞開兵站，超出既定職責範圍親自送補。據說，駐紮在貴陽的國民黨軍13軍，以往短途行軍都會有大量士兵暈倒在路旁，軍糧得到改善幾個月後，部隊變成一支“體力充 抗沛的、行軍整齊的軍隊”在後來成為歷史學家的黃仁宇的回憶中，當時國民黨軍士兵甚至根本無法吃到大米、麵粉，只能吃“玉蜀黍（即玉米)”“每一粒都像是堅硬的石塊，外皮硬到必須被磨成粉後，我們再就著水勉強吞下”……
第三次長沙會戰中的中國士兵
除了糧秣之外，國民黨軍的武器供應情況又如何呢？李宗仁在其回憶錄中曾談到徐州戰役中武器裝備供應不足。川軍開到徐州時裝備嚴重缺乏，經李宗仁竭力請求後才獲得每軍250支步槍的補充，可謂“杯水車薪”。他還談到後勤補給上的腐敗問題：“有些部隊竟然要靠向上級機關官員行賄才能得到武器彈藥的補給。有的師長奉批得新槍一千支，賣掉其中兩百支，以這筆款項向經管倉庫人員行賄，這樣該師尚可實得八百支，否則一支也得不到。”
然而，在緬北戰鬥中，得到美國後勤全力支援的駐印軍曾經總結，“物資多，運輸便，後方之補給圓滑，前方之戰力自可發揮”。與此相比，國民黨軍隊的後勤工作搞得如此糟糕，正面戰場屢戰屢敗就不足為奇了。
軍民離心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遠離本土，日軍的軍需補給（特別是糧秣補給）不濟。淞滬戰役時，日軍第10軍所轄第6師團在金山衛登陸時，單兵只攜帶4天口糧(其中2天為乾麵包），此後補給斷絕。侵華日軍老兵東史郎在其戰地日記中回憶，“自從在華中登陸以來，我們從未得到輜重兵的糧食補給，糧食全靠徵收來解決。這是因為道路惡劣輜重兵前進困難，我們每到一處宿營，首先必須把第二天吃的大米搞到手”整個侵華戰爭中，日軍如同蝗蟲一般肆意搶掠，一方面是侵略者的兇殘本性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日本無力支撐漫長戰線的軍事補給。
即便如此，連國民黨軍也承認，日軍的後勤工作比己方做得好。“查敵軍編制並無炊事兵之設定，每日食品之定量均由軍曹按日分配至擔任固守陣地之部隊，則大部食品全以罐頭、餅乾為主，守兵既無斷炊之虞，同時更無炊之累，士兵體力得以長久保持。”這就引出一個問題，為什麼本土作戰的國民黨軍的後勤反而顯得糟糕呢？這是因為，在正面戰場，國民黨的抗戰始終限於政府和軍隊的抗戰。與十幾年前的北伐戰爭相比，抗日戰爭中國民黨軍隊在軍民協作方面大大退步了。
抗日戰爭是一場正義的衛國戰爭，民眾的抗日熱情空前高漲。臺兒莊戰役時，一位老婦人經常冒險經過槍林彈雨的戰線，將日軍的訊息告訴中國軍隊，後來被日本人發現，老婦人慘死。還有一個16歲的男孩，“日人派他出去偵察中方炮位。這個小孩子故意亂報一個地方，使敵人白白消耗了幾千顆炸彈”。
淞滬會戰
在這樣的背景下，國民黨軍隊的後勤工作，完全可以動員廣大群眾參加。在正面戰場的個別戰役中，國民黨軍隊做到了這一點。白崇禧曾對崑崙關大捷中桂南民眾支援軍隊作戰的情況回憶說：“崑崙關由於遠離本土，日軍的軍需供給不濟戰鬥時，由各處調來幾支軍隊，糧食之補給，後方兵站一時供應不上，乃臨時由桂林行營下令上林、賓陽、貴縣、永淳等縣，以手車，民於兩天內運送一千擔以上的米糧接濟，方渡過難關，足證民力之偉大。”而在滇西作戰時，國民黨軍第11集團軍總司令宋希濂也回憶：“當時絕大部分的糧食是由滇西老百姓拿出來的，從昆明運濟的只有很少一部分。有了糧，還得送到部隊所在地去，同時打仗還需要大批的彈藥來補充……當時投入這場運輸任務鬥爭的滇西老百姓，至少有二三十萬人。”沒有云南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滇西反攻的勝利是不可想象的。
但在更多的場景下，民眾看到的是一支御外無術、殘民以逞的國民黨軍隊。譬如，民眾代表上書蔣介石，控訴駐紮在湖北的第33集團軍腐化至極：“民間無田產者，而該部有之；民間無美貌婦人，而該部有之；民間無衣食住行者，而該部有之；民間無雞犬牛羊騾馬豬驢者，而該部有之。如此民間多不安居樂業，而該部得以朝夕受享娛樂美滿之生活，如何不亡國耶？”這支部隊受過馮玉祥“真愛民，不擾民”的思想薰陶，與民眾的關係尚搞成這樣，其他部隊的情況可想而知。
在河南，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抗日無術，對老百姓卻搜刮有方。“藉口防諜，凡所駐紮村落除老弱婦孺外，所有成年男子一概迫令離村往別處寄宿。村中細軟、糧食、牲口也不許外運。壯年既去，則婦女、財產便一任駐軍支配了。以故湯軍過處，民怨沸騰。後來河南人民有句反湯的口號說.‘寧願敵軍來燒殺，不願湯軍來駐紮’。”1944年4月日寇發動旨在打通平漢、粵漢線的“一號作戰”，湯恩伯部在日寇面前不堪一擊，但在逃命過程中還不忘到處搶劫。結果當地百姓自發繳了湯部的武器，同時將倉庫存糧搶走……這哪裡還有半點保家衛國的正義之師的樣子？
太原會戰
在國民黨軍將領裡，傅作義曾經取得百靈廟大捷、五原大捷與奇襲包頭的勝利。他從切身體會中得出結論：“要想取得抗戰的勝利，光憑軍隊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軍政、軍民密切合作、共同努力。”可惜，在正面戰場，這一情形並不多見。由此可見，抗日戰爭中國民黨軍隊的後勤軟肋，正是軍民離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