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從湖州中學畢業的葉培建在填報高考志願時連寫了好幾個國內著名航空大學的名字: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瀋陽航空航天大學……
葉培建的父親是一位參加過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的老兵,他從朝鮮戰場歸來之後,常常給十來歲的葉培建講述在朝鮮的故事,特別是志願軍在那裡總受美國飛機的氣。
小小年紀的葉培建由此下定決心:自己長大以後要為新中國的航空事業貢獻力量,研製最先進的戰鬥機,讓中國人以後不再受任何外國飛機的氣!
但事與願違,葉培建最終被浙江大學無線電系錄取,雖然與飛機研發失之交臂,但這卻陰差陽錯地為葉培建打開了人生另一扇新的大門。
1978年國家恢復高考,已經在衛星總裝廠幹了11年的葉培建以33歲的“高齡”參加高考,並順利被中國計量科學研究院和502所同時錄取。
因為在校成績優異,葉培建獲得了去瑞士納沙泰爾大學留學攻讀博士的機會,並在4年內拿下了法國和瑞士的兩個博士學位。
那時瑞士的生活和科研環境比國內要好許多,有老師和同學勸他:既然條件這麼好就不要回去了,可葉培建想到祖國每年要用40個工人不吃不喝換來的經費供他留學,最終還是毅然決然地回到了國內。
當年能夠讀大學的年輕人為數不多,能出國留學的更是鳳毛麟角,葉培建十分清楚祖國對自己的期望和自己肩上承擔的責任。
回國以後,葉培建先是擔任五院502所研究室主任,後又調到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成為院科技委中最年輕的常委,主要負責中國資源衛星的設計研製工作。
在那裡,葉培建認識了年高德劭的“兩彈元勳”楊嘉墀先生,楊先生對他獎掖甚多,令葉培建終生受益。
90年代的中國國防工業有兩個重大任務:一個是航母,另一個是探月,當年由於經費匱乏,這兩項嚴重燒錢的工程只能“待議”。但到20世紀末隨著國家財力的充裕,它們被重新提上日程。
2000年,中國的探月衛星工程立項準備工作正式開啟,已經從事衛星設計十餘年,經驗豐富的葉培建時年55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比起當年已經70多歲,白髮蒼蒼的老一輩新中國國防工業奠基者們,他是幸運的。
2004年,葉培建不出意料地出任中國月球探測衛星技術方案的總設計師,並擔任“嫦娥一號”探月衛星的總設計師兼發射總指揮,與一眾技術大佬共同確定了探月工程“三步走”的戰略。
可以說,葉培建的“嫦娥之父”頭銜當之無愧,繼“嫦娥一號”之後,他又先後擔任了“嫦娥三號”探測器系統首席科學家,“嫦娥”二號、四號、五號試驗器以及“嫦娥”五號總師、總指揮顧問。
其中“嫦娥四號”成功在月球背面著陸,“嫦娥五號”帶回了1.7千克多的月壤,中國在探月工程方面的成就突飛猛進,使得美國航天局官員不禁哀嘆:以後我們不能說中國人只會跟跑,他們開始領跑了。
確實,自1972年“阿波羅17號”登月之後,美國已經有52年沒有再次載人登月了,以至於當年“阿波羅11號”的登月活動被人質疑為騙局。
尤其是“嫦娥五號”帶回月壤之後,羨慕嫉妒恨的美國科學界竟然向中國喊話“科學無國界,中國探月技術成果應該共享!”
與中國的探月計劃時間相近,另一項重大科研工程其實也已經在緊鑼密鼓地籌備之中,那就是中國的火星探測工程。
火星是距離地球最近的行星之一,人類從1970年代開始即展開了早期火星探測活動,美國、蘇聯、日本、歐盟先後發射了自己的火星探測器,但多數以失敗告終。
2004年1月,美國的“勇氣”號火星車首次在火星表面成功著陸,這次技術突破震驚了全世界,隨後,世界各國紛紛加快了火星探測步伐。
中國的火星探測事業起步於2000年代中期,據葉培建回憶,早在2007年“嫦娥一號”的研發取得關鍵性突破之際,他和他的同事們已經有了探測火星的初步想法。
2007年6月,上海衛星工程研究所和俄羅斯方面達成合作協議,由俄羅斯提供火箭,搭載中國首個火星探測器“螢火一號”飛向火星。
天文學的常識是:火星每2年接近地球一次,2007年發射已來不及,因此中國發射“螢火一號”的時間定為2009年10月。
在夜以繼日、廢寢忘食的艱難攻關下,中方的“螢火一號”研發團隊攻克了探測器的5項關鍵技術,到2009年9月“螢火一號”發射的各項準備工作都已完成。
但是,由於種種“非技術原因”導致“螢火一號”在2009年未能發射,2011年雖然發射升空,但由於俄方的火箭變軌失敗導致此次探火行動功敗垂成,這一次推遲,導致中國的火星探測程序整整延後了十年。
至於什麼是“非技術原因”,至今各方依然諱莫如深,對此葉培建不無遺憾地說:如果當時好好規劃,最晚2013年我國就能奔向火星了。
尤為讓葉培建痛心的是:2007年中國曾經有先於日本發射“嫦娥一號”的機會,但由於當時給“嫦娥一號”做配套的“遠望四號”航天遠洋測控船在發生前夕突然發生事故,使得日本搶先一步發射了“輝夜姬”月球探測衛星。
在此後的一段時間裡,中國在探月工程上十分被動,甚至被日本媒體無中生有地汙衊為“推遲‘嫦娥一號’發射是為了獲取日本的衛星軌道資料”。
2017年3月,葉培建接受央視專訪,在採訪中他坦言當年的火星探測任務之所以延遲,是因為當年“彙報不同意”:
“(發射火星探測器)由於給這個彙報不同意,給那個彙報不同意,拖拖拖,拖到現在……差在專家說話不算數,機關說話才算數,一百個專家論證的東西,不如財政部一個處長說話算數。”
比如有一位財政部的處長老是向他追問:“去月球幹嘛,GDP能佔多少”,葉培建差點就發飆了:“能不能不要再問我們這些問題了?!”
葉院士難掩遺憾地對記者說:“比如釣魚島和南海島嶼,我們的祖先都在那生活過,但沒駐紮下來,從明朝開始我們喪失了我們的海洋權利。”
大明孝宗弘治年間,朝廷以國家財力有餘,開始重新商討下西洋事宜,結果兵部尚書劉大夏認為那是浪費錢財,便將之前鄭和下西洋繪製的海圖全部藏匿起來,下西洋之議遂作罷。
幾乎是與此同時,受西班牙國王資助的義大利人哥倫布率領4艘帆船和150名船員第四次出發探尋新大陸,並發現了中美洲的許多地方,也即今天的宏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大黎加和巴拿馬等國。
發現新大陸揭開了西方殖民掠奪的狂潮,為200年後的工業革命完成了原始資本積累,對於整個西方文明的發展起到了奠基石般的作用。
而與此同時,中國的明清兩代政府卻奉行“閉關鎖國”的政策,不僅錯過了工業革命的機會,還導致中國落後於西方世界數百年,教訓不可不謂慘痛!
歷史上中國人早就到過釣魚島和南海諸島,但由於當時的朝廷不重視海洋權益,至今我們居然要去“爭取”本該屬於我們的主權!
在葉培建看來,宇宙就好比海洋,月亮就好比釣魚島,火星就好比黃巖島,在探索宇宙的征途上,不可以沒有中國人的身影!
他擲地有聲地說:“我們現在能去我們不去,後人要怪我們。別人去了,別人佔下來了,你再想去都去不了!”
21世紀一個國家真正能夠延伸自己利益的地方一個是海洋,一個是宇宙空間,我們不去別人也會去,等別人去了就沒我們的份了,有這一條理由就夠了。
2017年,NASA向美國國會申請了190億美元(約1300億人民幣)的研發經費,結果眾議院還多撥了5億美元,NASA從其他渠道又獲得了110億元經費,合計近300億美元。
2024年美國會撥給NASA的年度預算則為272億美元(近1900億美元),加上社會籌資穩超300億美元。
中國航天事業每年投了多少?這是個網上從未公開的資料,但顯然不可能達到300億美元的天文數字。
因為2011年探測火星的任務失敗,2013年-2017年整整擱置了4年,下一輪要到2019年,甚至2021年,到那時葉培建也已經是76歲的老人,歲月蹉跎可不痛惜!
杜工部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葉培建可不想當那個“淚滿襟”的英雄。
2017年3月的全國“兩會”上,葉培建提出了一個提案,那就是一旦新的方案透過論證,主管部門已經批准了,其他部門就不要再問“為什麼”,這種機制要作為國家體制確立下來。
既然外國人的火箭不可靠,那麼我們就自己搞運載火箭!這也是美國和西方最擔心的事情:中國人什麼都能搞了,還要“國際合作”幹什麼?
2020年7月23日,中國的首個火星探測器“天問一號”搭乘國產“長征5號”遙四運載火箭終於在海南文昌發射升空,並於2021年5月15日成功著陸火星。
未來,中國計劃在火星表面建立觀察站,並進一步建立火星基地,為將來載人登陸火星做充足準備。
都說我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可大家又曾知道,在這條征途上有多少的坎坷和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