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自覺懂點歷史，上來就說農曆是德國傳教士湯若望發明的，對這種故意裝睡的人你是沒辦法叫醒的。可以肯定的是，農曆是千百年來我國古人智慧的結晶。
古人是很聰明的，也很善於思考。夜觀天象很容易就看見了月亮，經過長時間的反覆觀察，人們發現月亮總是在一定的時間內圓了又缺，缺了又圓，這個時間大約是29天半左右（一個朔望月），具體數字是29又499/940，約等於29.53085，與現代天文觀測的結果29.53059相差無幾，可以說是相當的精確。古人把這個數字稱為朔策，這是根據“四分曆”（啥是四分曆，我們以後再講）計算出來的。於是人們把月亮圓缺一週定為一個月。
一個月的天數必須要取整數，否則沒辦法計算日子，所以就規定了大小月，小月29日，大月30日交替排列。具體做法是取朔望月週期的平均數來計算，即“平朔法”。我們假設第一個子月為小月29天，這個月還剩下499/940天，放到下一個月裡，那麼丑月就為29又499/940+499/940=30又58/940天，取整數，就是大月30天，這個月還剩下58/940天，再放到下一個月裡，那麼寅月就為29又499/940+58/940=29又557/940天，取整數，就是小月29天……以此類推，就得到了每個月的長度。
這樣一來，月亮圓缺12周就是一年，歷時354.36708天。
古人在觀察月亮的時候，也在觀察太陽。人們每天看到太陽從東邊升起，西邊落下，天就黑了，第二天太陽從地平線再次升起，天就亮了，哦，新的一天又開始了，這就是“日”的由來。早在春秋時期，人們就已經測出了一個迴歸年的平均長度為365又1/4天，稱為歲時，也就是從一個冬至到下一個冬至的時間。
這時候人們發現，一個迴歸年和一個陰曆年的時間相差11天左右，不出三年就差了一個多月，為了讓一年四季與月亮執行週期大致相等，這就需要在陰曆年插入一個閏月。
用一個迴歸年的長度除以一個朔望月平均天數，就得到了12.36842個月，古人發現小數部分數值0.36842剛好可以用分數7/19來逼近，7/19是個無限不迴圈小數，其值為0.36842105…這便是19年7閏的規律。
根據歷史學家和天文學家的考證，至少在春秋晚期，我國古人就已經摸索出了19年7閏的規律，也就是說在19年裡加入7個閏月，就可以保證陽曆和陰曆的總長度大致相等。
根據月亮圓缺變化的週期，以一個朔望月平均長度為一個月，參考太陽迴歸年為一年的長度，並加入二十四節氣，同時設定閏月以使平均歷年與迴歸年相適應，這就誕生了農曆。
伴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我國古代曆法進行了五次重大改革。
第一次是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頒佈的由落下閎制定的《太初曆》。太初曆內容豐富，其中包括歷日制度、日月食週期、五星執行情況、二十四節氣測定、二十八宿的天球座標等等，為後世的制歷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本。它還規定無中氣的月為閏月的置閏規則，農曆正月初一為歲首。
第二次是南北朝時期中國著名數學家、科學家祖沖之創制的《大明曆》，又叫“甲子元歷”。在曆法中，祖沖之首次引入了“歲差”的概念，從而使曆法更加精確。同時還精準預測了公元436到公元459年23年間發生的4次月食時間。
第三次是唐代初年由博仁鈞和崔善為創制的《戊寅元歷》，從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開始，行用46年。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一部頒行全國、廢平朔採用定朔的歷法。
第四次是元代許衡、郭守敬和王恂共同研訂的《授時歷》，於公元1281年正式施行。該曆法，精確計算出一個迴歸年的長度為365.2425天，精度比西方領先了300多年。
第五次是明末清初採用“定氣法”制定的《時憲曆》。
今天我們常說的農曆，就是以《時憲曆》為基礎和依據而編制的。“定氣法”在經過隋代提出，唐代計算，明代爭論，終於在清初被採用了。清廷入關之初，德國籍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向清廷進獻新曆，為清廷重視，1645年，《時憲曆》正式頒佈，那是崇禎皇帝自殺後的第二年。
看到這裡，你還真以為湯若望是農曆的發明者。但是，你以為的往往未必，《時憲曆》在清廷頒佈之前，它的前身是《崇禎曆書》。而主持編撰《崇禎曆書》的是明末著名的天文學家、數學家、農藝師、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光啟，徐光啟早年師從利瑪竇學習西方的天文、曆法、數學、測量和水利等科學技術，並且與傳教士交流頻繁。所以在制定曆法時，他引用了大量的西方資料，為翻譯這些資料，就聘請了湯若望、龍華民、羅雅谷等人。
1634年，湯若望協助徐光啟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崇禎曆書》，共計46種137卷。其中經徐光啟定稿的有105卷，其餘32卷最後審定人為他的事業繼承人天文學家李天經。
我們有理由懷疑湯若望憑藉《崇禎曆書》作為自己在清廷的晉身資本，因為在徐光啟去世，李天經還沒到任的情況下，西局（制定曆法的單位）一時無人管理。作為副手的湯若望將原來137卷的《崇禎曆書》刪掉三十餘卷，並改稱《西洋新法曆書》獻給了清廷。清朝攝政王多爾袞後定名為《時憲曆》，乾隆時期為避上諱改稱《時憲書》。
因為《時憲曆》是一部採用西方天文學理論的方法，所以頒佈後遭到強烈的抨擊，湯若望因此被判處死刑。後經過多次校驗，《時憲曆》確實是一種科學的而且精準的新曆法。清朝統治者出於政治需要，認為新曆法的頒佈昭示著“正朔“（古代封建王朝正統地位）已重新確定，大清入主中原是天命所歸，名正言順。所以湯若望被孝莊太后赦免，還被任命為欽天監監正，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洋監正。此後將近200年，中國的國家天文臺臺長，都是由耶穌會傳教士擔任。
當然，湯若望對我國的農曆還是有很大貢獻的。他幫助徐光啟廢除了圭表測日影法把全年分成二十四等份，正式採用以太陽在黃道上位置為標準的定氣法來重新排列二十四節氣，引進了許多西方先進的天文學理論，比如球面和平面三角學的計算公式，開普勒行星運動三定律等。
正因為這部曆法是由中國學者主導編撰的，所以它才能夠切合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精準指導中國人的農耕生產活動。
所以說包括湯若望在內的西方傳教士只是幫助我們更好地用西方先進的科學理論來計算曆法中的天文問題，整體的歷法思維和結構還是中國的。所以，農曆毋庸置疑是我們中國人發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