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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這一生中留不住的是青春年華和美好時光，似乎就在轉眼間，我已從一個花季少女成為了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每當回憶起當年下鄉插隊的那段知青歲月，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房東家的那個小妹。這輩子，我什麼事情都能忘，唯獨房東家的那個小妹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1969年3月中旬，就在我準備到廣闊天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時候，在市委工作的爸爸不知什麼原因，突然被停職反省，接受組織調查。下鄉插隊的日期已經確定，我只好含淚告別父母，背起行囊，和同學一起在彭浦車站乘車離開家鄉，開啟了我的知青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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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下旬，我們上海知青來到了貴州省遵義地區的郭家溝大隊，我們七名同學（五名男生兩名女生）被分派在郭家溝五隊插隊落戶，五名男知青住在了隊部的一間破房子裡，我和張秀茹兩名女生住在了郭隊長的弟弟郭應田大叔家，和郭應田的女兒郭榮榮住在一間房子裡。
郭應田大叔當年不到四十歲，他家四口人，兩個孩子，大的是小子，叫郭榮亮，當年十八歲。小的是女兒，就是前面提到的郭榮榮，郭榮榮當年十四歲，剛小學畢業。郭應田家有三間正房，還有兩間廂房，他家的生活條件算是比較不錯的，也是全生產隊住房最多的一戶。
郭家溝大隊是一個有山有水的小山村，有旱田還有水田，那裡的環境倒是不錯，只是耕地不多，鄉親們的生活都不富裕，勉強能解決溫飽問題。
我和張秀茹在郭大叔家借住，也和他家一起搭夥吃飯，郭隊長直接把我倆的口糧送到了郭大叔家，他還送來了一些蘿蔔土豆，並承諾我倆，有什麼困難就跟他說，隊裡儘量幫我們解決。
安頓好了吃住的地方，我們也就跟著社員們一起下地幹活了。遵義地區的4月正是春耕春播的農忙時節，最苦最累的是往山坡地挑糞準備春耕。第一天往山上挑糞，我和張秀茹差點沒累哭，挑著五六十斤重的兩筐土雜肥，在崎嶇的山路行走，不小心就會跌倒摔跟頭。那種苦累，真得很難用語言表達。
那天下午收工回到家，我和張秀茹進屋就躺在了床上，連飯也不想吃了。郭大嬸和郭榮榮好不容易才把我倆叫起來，問我倆是累了還是哪裡不舒服。張秀茹說肩膀疼，腳底板也疼，渾身哪都不舒服。郭大嬸看了看我紅腫的肩膀，很心疼地說：“你倆快吃飯，等吃完飯，我給你倆縫個棉墊子，挑糞的時候墊在肩膀上，就不硌肩膀了。”
第二天吃過早飯準備上工的時候，蓉蓉妹妹把大嬸子連夜縫好的兩個棉墊肩戴在了我倆的肩膀上，還囑咐我倆幹活要小心，別磕著碰著了。
我倆挑著籃子（用荊條編的筐，有提系）來到牛棚後面的場院時，郭隊長笑著對我倆說：“你倆留在場院幫大夥往籃子裡裝糞吧，不要去挑糞了。”當時我和張秀茹很感動，一想到那麼遠的山路，我倆心裡就打怵。郭隊長讓我倆留下來和年老體弱的老社員一起幹活，這明顯是對我倆的關愛和照顧。
每天收工回到家，郭榮榮妹子就給我倆端來洗臉水，還用毛巾幫我倆抽打身上的灰塵。在郭大叔家借住，我倆頓頓都吃現成飯，每當吃完飯，我倆想幫著刷鍋洗碗的時候，榮榮妹子就會說：“姐，你倆去歇著，我不下地幹活，咋能讓你倆刷鍋洗碗呢。”
山上的耕地耕種完畢，緊接著就要耕耙水田開始插秧，插秧結束後，山坡地還沒鋤完頭一遍，就該割麥子了。天天都有幹不完的農活，我們天天都累得要命。好在有郭大嬸和榮榮妹妹的關心和照顧，我倆才少吃了不少苦頭。特別是麥收那段時間，榮榮妹妹天天都去地裡給我倆送水，怕我倆渴著了，每天我倆一人還能吃上一個煮雞蛋，郭大叔和郭榮亮哥哥也和我們一樣下地幹農活，他倆都沒有這個待遇。
秋收結束後，上級為我們上海知青撥下了建房款，隊裡在村頭的那片荒地上為我們修建了三間房子，還修建了廚房和茅廁，成立了三隊知青點，我們七名知青都搬到新修建的房子裡去吃住了。在郭大叔家借住了八個月，我倆和郭大叔一家產生了深厚的感情，儘管榮亮哥哥不愛說話，他對我倆也很關照，割麥子時，他幫我們磨鐮刀，鋤地時幫我們打磨鋤頭，看我們要洗衣服，他就把水缸挑滿水，再挑來兩桶水放在我倆洗衣服的地方。郭大叔一家人，都是我們的親人。
一晃就到了1973年春天，榮亮哥哥二十二歲了，到了訂婚的年齡，因為他家的條件挺好，有好幾個人想給他介紹物件。那天晚飯後我去郭大叔家串門，剛走到他家院子裡，只聽榮榮妹妹說：“哥，你就死了這條心吧，人家惠穎（我叫徐惠穎）姐姐長得那麼漂亮，又有文化，還是大城市來的知青，你根本就配不上人家。這事要是讓惠穎姐姐知道了，她會難為情，明明不行的事，你幹嘛非要讓咱大爺（郭隊長）去提親啊……”
其實，我早就看出了榮亮哥哥對我有那個意思，可我當時才二十一歲，根本就沒想過個人問題。再說了，榮亮哥哥沒讀過書，是個文盲，我倆也確實不合適。榮榮妹妹也試探過我，我明確對她說過，我不想在農村戀愛結婚。榮榮很聰明，她說我是看不上她哥，她還說，她哥也確實配不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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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不久，郭榮亮哥哥就和一隊一個叫李春英的姑娘訂婚了，我從心裡感激榮榮妹妹，要不是榮榮妹妹阻止她哥，我就會面臨一個很尷尬的局面。
那年夏天，公社要招一名文教幹部，大隊書記推薦我和張秀茹去公社考試。令我沒想到的是，當個公社幹部不光要參加文化課考試，還要體檢和政審。結果我沒能透過政審，一是我爸的問題，還有我外公是民族資本家。最終張秀茹去公社當了文教幹部兼通訊員。
張秀茹去公社當了幹部，郭家溝五隊知青點就剩下我一個女知青了，到了晚上，郭大嬸就讓榮榮妹妹到知青點來給我作伴，她說知青點就我一個女孩子，她不放心。不論是颳風下雨，榮榮妹妹天天準時到知青點給我作伴，我倆睡在一張床上，天天都有說不完的知心話。
榮榮妹妹雖然讀完了小學，可她覺得還有好多字不認識，報紙都看不下來，就讓我教她學習初中課程，她說也想當一個初中生。正好我也能複習一下初中課程，我倆天天都在油燈下看書學習到很晚，點燈的煤油不夠用，榮榮妹妹就讓她哥到公社農機站要了幾斤柴油，點柴油燈照明雖然氣味難聞，還冒黑煙，但我倆都能克服。
到了秋後，遵義化工廠招工，三名男生去化工廠當了工人。後來聽說去化工廠當工人政審不嚴格，我也很想去化工廠當工人。就在我盼望著下一批的招工名額時，大隊書記又來找我，他說想讓我去郭家溝小學當民辦教師，一名女教師要結婚了，學校缺少一名民辦教師。
我原本不想去學校教書，可大隊書記一直都很關照我，我也不好拒絕呀。就這樣，我成了郭家溝小學的民辦教師。我到學校教書不久，遵義化工二廠又來招工，我們知青點的兩名男同學都去化工廠當了工人，五隊知青點就我一個人了。
說句實話，當時要不是榮榮妹妹給我作伴，天天陪伴著我，我一個人真不敢在知青點居住，每天晚上聽到貓頭鷹的叫聲，我就嚇的用被子矇住頭，大氣都不敢喘。
榮榮妹妹二十一歲那年，也就是1976年的夏天，她和我們五隊的一個小夥子訂婚了。訂婚的時候，她對那個小夥子說：“我姐（指的是我）不結婚，我就不能結婚，我結婚了，就沒人給我姐作伴了。”就是榮榮妹妹這句話，感動的我眼淚都出來了。
1977年夏天，我爸恢復了工作，趁著暑假，我回上海看望了父母，看望了爺爺奶奶和外公外婆。我媽說讓我爭取進城工作，當民辦教師還是農民，不如進城當工人有前途。其實我也很想進城工作，我的幾位同學一個月能開三十多塊錢的工資，我一個月的民辦教師補貼才三塊錢。可當時在郭家溝插隊落戶的知青都招工了，我要是想離開郭家溝，得先找到一位能教書的民辦教師頂替我的位置啊。
從上海回來，我把我的心思說給榮榮妹妹聽，榮榮妹妹掰著手指頭數了數，大隊書記家的兒子倒是初中生，可人家到公社農機站當了拖拉機駕駛員，還有一個女青年是初中生，可她已經和鄰村的一個小夥子訂婚了，很快就要結婚嫁到外村去了。想來想去，榮榮妹妹突然對我說：“姐，要不你教教我，我跟你學教書，我會教書了，你就進城當工人。”
從那天起，我就教榮榮妹妹怎樣給學生講課，還讓她到學校聽我講課。因為之前蓉蓉妹妹一直在學習初中課程，讓她當小學民辦教師，真的是綽綽有餘。
過了不久，恢復高考的訊息就如強勁的秋風吹遍了大江南北，吹遍了各個角落。因為幾年來我一直在堅持學習，對參加高考我充滿了期待。為了能抽出更多的時間複習功課，我和榮榮妹妹一起去找大隊書記，大隊書記同意讓榮榮替我代課，讓我全力備戰高考。
1978年春天，我接到上海工學院的錄取通知書。離開郭家溝大隊的時候，榮榮妹妹哭得很傷心，她說真捨不得和我分開。那天榮榮妹妹一直送我到公社汽車站，看我坐上汽車走遠了，她才抹著眼淚回了郭家溝。
一年後，榮榮妹妹結婚了，我從上海給她寄來了兩床被單和一床毯子，當時我在讀書，也拿不出像樣的禮物來。
後來因為工作忙，我也就和榮榮妹妹斷了聯絡。
退休後的第二年，我和我先生一起回到了郭家溝，看望了鄉親們，看望了郭大叔和老嬸子，也看望了老支書。老嬸子看到我，拉著我的手，嗚嗚痛哭。那時我才知道，我回上海讀書後，榮榮妹妹成了郭家溝小學的民辦教師，八年後來轉成了公辦教師，當時已是鄉中心小學的副校長，再有一年就該退休了。
得知我回到了郭家溝，榮榮妹妹騎上腳踏車就從二十里路遠的學校趕回了郭家溝，看到我，她扔下腳踏車，就和我擁抱在一起，哽咽著說：“姐，可想死我了，後來我給你寫過好幾封信，一直也沒收到回信……”
經榮榮妹妹這一提醒，我才猛然想起來，我回到上海後第三年，我家就搬到黃浦區居住了，原來的住房因為擴建馬路給拆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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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大叔和老嬸子去世後，我還和榮榮妹妹保持著密切聯絡，也邀請她到上海遊玩過兩次。榮榮妹妹比我的親妹妹還親，我下鄉插隊期間，她給了我很多關愛和幫助，這輩子，我什麼事情都可以忘記，唯獨房東家大叔家的榮榮妹妹，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也不能忘記。在這個世上，除了父母，榮榮妹妹是我最親的人。
作者：草根作家（根據徐惠穎老師講述整理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