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8月，天津市大邱莊企業集團總公司原董事長、黨委書記禹作敏，在接受了對他犯罪事實的認定和判決之後，說了一句話：“唉，沒想到，自己奮鬥一輩子，成了一個反面典型了！”
這句話，一半是對司法機關的認可，一半是對自己半生功業的感嘆。
想必旁人瞭解禹作敏的一生後，更能體會禹作敏這句感嘆的背後意味，但隨後發生的事情更加令人唏噓。
六年之後，10月3日，隱在角落的一條訊息又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原大邱莊集團董事長禹作敏因病離世，享年63歲。”
那麼在禹作敏死後，他的五個子女又身歸何處呢？是否還在大邱莊任職呢？
大邱莊的經濟騰飛
禹作敏，1930年出生在一個世代農耕的家庭。禹家兄弟四人，禹作敏排行第三，在天津市靜海縣大邱莊長大，只上過“冬三月，春三月，加起來不過六個月”的學。
即便文化不高，但禹作敏在大邱莊也稱得上是一位秀才了。
1958年，18歲的禹作敏就當上了公社的工業科會計，後來又調回大隊當主管會計。
1964年，禹作敏升為大邱莊副支部書記。四清運動期間，禹作敏險些被清除出黨。
運動年代，禹作敏深受紅色文化的薰染，夢想著能為社會主義貢獻自己的一份微薄力量。
只是苦於計劃經濟的桎梏，禹作敏一直沒有施展才華的舞臺，但憑藉著能說會道、四處逢源的本事，禹作敏還是於1974年當上了大邱莊的黨委書記。
改革開放之前，全國農村都是一片蕭條，天津雖是一海濱城市，可也好不到哪裡去。
多少年來，在天津靜海縣內廣為流傳著這樣一首歌謠：“土坯房，窮光光；鹽鹼地，白茫茫；喝苦水，吃菜幫。寧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莊。”
歌謠是樸素的，同時也是底層群眾的心裡呼聲，最能反映農村經濟的客觀事實。如果說歌謠僅僅是一面之詞，那大邱莊還有一則人盡皆知的笑話，也能增添大邱莊貧窮的砝碼：大邱莊用磚頭砸死人，到法院會被判無罪，當場釋放。
因為，在大邱莊，除了膠泥土之外，絕對找不出一塊磚頭。
面對大邱莊的亟需解救的貧窮，禹作敏也搞過學大寨、寫新詩、唱二簧。可這些彎彎繞、花花臉都不是合適的藥方。
嘗試過幾次失敗後，禹作敏認為：光靠農業不能發財致富，搞改革必須破兩綱（以階級鬥爭為綱，搞得人心慌；以生產糧食為綱，搞得窮噹噹。不破綱，缸裡裝，破了兩綱，才有大邱莊。
於是，禹作敏搞起了農工結合的路子，走了一條小地主兼資本家的雙重路。以農牧業紮根，經商保家，工業發財。
千萬別小看農民的“土智慧”，禹作敏的嘴裡經常會有金句，在闡釋他的想法時，禹作敏就曾說道：“左了窮，窮了左；左了準窮，窮了準左。”
農民除了“土幽默”，還說幹就幹，禹作敏也不願意做語言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
他起步是從經營一個冷軋帶鋼廠起家，幾間破泥瓦房，幾臺國營大廠拆剩下的舊機器就是禹作敏的最初家當。
有了機器還不夠，禹作敏還高薪聘用了幾名市裡退休的老工人來擔任技術指導。
冷軋帶鋼廠幹了五年，成了年純上繳收入200萬的支柱單位，走工業致富的路子有了成效。
一個良好的開端是成功的一半，禹作敏又加快建立了電器開關、高頻制管廠等一系列工業，也都帶來了正面的經濟效益。
別人問他成功經驗是什麼，禹作敏會說：“目標要清除，膽子要夠大。第一年要小賺，第二年要大賺，第三年要穩賺。以後不能賺，就根據市場行情，迅速轉產，這叫船小好掉頭。”
村民們在工廠工作，賺來了錢，光在其他地方消費可不行。
禹作敏想的是，在大邱莊掙錢，在大邱莊花錢。這個時候，他又來了句“土幽默”：“能掙錢，會花錢，才是兩個文明。掙是物質文明，花是精神文明，有一個不文明就不是真水平。”
所以，禹作敏在大邱莊村口投資了5000萬元，建造了一條長400米、寬28米的消費娛樂一條街——“香港一條街”。
這條街上時裝公司、金銀珠寶店、精品屋、文化用品、美術攝影、舞廳、美容院、卡拉ok廳、茶樓酒家，應有盡有，成了方圓幾十裡的高檔消費遊覽娛樂中心。
1992年，根據大邱莊官方出局的經濟發展報告，大邱莊所創造的非農產值收入高達40億人民幣，成為全國首富村，外界更是將“中華第一村”的名頭頒給了大邱莊。
作為一把手的禹作敏，更是坐上了賓士豪華型SL600防彈車的村書記。
大邱莊的“土皇帝”
有人說，當今中國社會是人民素質的水平比不上經濟發展的水平。
禹作敏利用各種辦法，讓大邱莊擺脫了貧窮，走向了富裕，可是金錢也在一步步腐蝕禹作敏的思想，而這他全然未知。
有一次，禹作敏發燒生病，住進了天津一家大醫院的高幹病房。病很小，但禹作敏的派頭很大，打的是特殊針、吃的是進口藥、抽的是高階煙。燒退了之後，想吃飯，就由女秘書從外面買來黃裡透紅的大螃蟹。
旁邊的老幹部看不過去，就問了句：“你是哪裡的暴發戶？”
禹作敏說：“大邱莊的黨委書記，農工商聯合公司總經理。”老幹部又說了句：“你可真像個土皇帝，不對，土皇帝都沒你排面大。”
簡簡單單的一則小故事，就能看出禹作敏好面子、排場大的作風。
另外，中國自古有“一人得到，全家昇天”的說法，禹作敏還將其長子禹紹國任命為公司副總經理，二兒子禹紹政也是他潛在的接班人，這不就是典型的家族管理模式嗎？
不過，禹作敏也為自己的猖狂行為付出了代價，後來發生的一件刑事案件，直接決定了禹作敏的命運。
1992年下半年，大邱莊農工商聯合總公司下屬的一家公司經理病故。
總公司就對其賬目進行清理，過程中懷疑有貪腐行為，便對其業務員進行提審。提審中出現了暴力毆打致死的情況，於12月14日凌晨致死。
在此之前，大邱莊就曾發生過打人致死案件。那一次是禹家和吳家兩家人不和，發生群毆，造成一人死亡。
事後，交由檢察院、法院審理，禹作敏家族中有人被判刑入獄。這次又鬧出了人命，上級領導特別重視。
為此，找來了禹作敏進行調查、談話。天津市有關部門還將具體情況一一上報，得到的批文是：“依法辦事”。
後面還附帶了說明：“大邱莊經濟改革的經驗是需要學習和推廣的，但發生在大邱莊的違法行為照樣要受到法律制裁。”
這條批文就如同一柄削鐵如泥的尚方寶劍，暗示了上級的態度。
2月16日，禹作敏得悉這一情況後，隨即給市委負責人寫信，表示服從、配合，但又節外生枝寫了句：“我不懂法，群眾更不懂法。請你對破案人員說，要以法辦事……防止惡行事件發生，否則我不負責。”
打人致死的一共有四名嫌疑犯，他們隱蔽在大邱莊一個不為人知的角落，企圖僥倖逃生。然而，上級政府這次是動真格的，不是“過家家”般敷衍了事。
武警部隊在大邱莊內外設立了五道封鎖線：第一道是在莊外公路設路卡、路障；第二道是在大門口，進出莊口設崗卡；其餘三道設在莊內。同時，禹作敏宣佈總公司所屬各部門停產一個月，照發工資，全部投入到“封莊”任務。
大邱莊封莊的事情，就連遠在天邊的香港都開始關注。
香港《信報》3月即講：西半球的美國，有聯邦人員在與邪教組織武裝對峙；東半球的中國，中國首富的大邱莊，也鬧出了武警封莊的新聞。
最終，四名嫌疑人被順利抓獲，禹作敏也因窩藏罪、妨礙公務罪、行賄罪被逮捕歸案。
關於禹作敏如何被拘留的經過說法不一，有說的是借一位新領導開會之名，請禹作敏出來，於路上一個僻靜處無聲拘捕，還有人說是在高速公路上被帶走。
隨後，法院判處了禹作敏有期徒刑20年，二兒子禹紹政10年。
1999年，禹作敏因多器官衰竭，在天和醫院離世。禹作敏生前共有五個子女，二子三女。
長子禹紹國在禹家出事後，名聲也被波及，不再適合擔任領導職務，遂去天津從商。二子禹紹政出獄後，和母親一起投奔大哥，在“天津服裝一條街”經營著一家店鋪。
禹作敏的長女則成為了聯姻的犧牲品，嫁給了大邱莊津美集團的總經理趙書忠，餘下的兩個女兒早早嫁人，很少參與公司業務，算是不幸中的萬幸了。
總之，禹作敏的五個子女，都離開了大邱莊這個傷心地，很少回來。禹作敏死後，進行了火化，骨灰運回了大邱莊，安葬在禹家的祖墳旁邊。
如今多年過去，由於無人打理，墳墓旁邊雜草叢生，很是蕭瑟。只能說禹作敏英明一世，到頭來也是空歡喜一場。
結語：
縱觀禹作敏的一生，可以總結為兩個“典型”。
一是經受住了中國農村“左”的錯誤時期貧窮的考驗，進而成為改革開放中率先致富帶頭人的先進典型；二是成為了富裕之後，沒能經受住改革發展的考驗，腐敗墮落的典型。
對於禹作敏這樣的農村幹部，不用或者把他“管死”，不符合黨和人民的利益，但用而撒手不管，就會走上歪路、邪路。
實踐證明，越是有較強能力、越是取得大成就、越是出了名的黨員幹部，越要套上監督的枷鎖，這樣才能穩步發展。
參考資料
《禹作敏的悲劇》 百年潮 2009年第1期
《是是非非禹作敏》 馮景元
《警惕權力與金錢的蛻變—禹作敏由勞模到罪犯的啟示》 黨建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