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款叫做《幻獸帕魯》的遊戲，刷爆了社交圈。因其獨特的僱傭寵物打工玩法，網友們戲稱其為“黑心資本家模擬器”。
“週六週日玩帕魯，週一醒來當帕魯”，帕魯文學在一夜爆火，虛擬和現實內外對映，更顯荒誕和殘酷。
同樣爆火的還有電影《年會不能停》（以下簡稱《年會》），錯調的胡建林對抗資本裁員計劃，並在年會上喊出了“打工者的宣言”，著實為打工人出了口氣。
圖/格力年會全球盛典現場
反觀現實，在最近的格力年會全球盛典上，主持人是“不看工資條”的王自如，一位女員工則高唱：“我媽就是董明珠”，真是“母慈女孝”。更離譜的是有人在評論區留言，“董明珠要真是我媽就好了”。影片與現實兩相對比，著實令人汗顏。
無論遊戲還是電影，出圈背後正是主流群體的情緒投射。今天就藉著《年會》，聊聊咱們艱難的打工人。
01
造夢不能停：當打工人站到臺前
無論是成為帕魯世界中的寵物資本家，還是《年會》裡升任總經理，這種文化消費品都在提供身份置換的場域中，讓我們獲得片刻的爽感。
在現實中，帕魯們生存在等級森嚴的權力體系底層；而虛擬世界裡，我們身居高位，獲得片刻的“僭越”，在笑聲和放鬆裡將權力鐵幕下的威壓和焦慮一掃而空。
如果說《年會》是對職場文化的直白呈現，那麼帕魯文學則是玩家對虛擬關係的自發現實對映。這說明，玩家們早已非常熟悉工人/資本這樣的結構關係詮釋，並自發帶入生存體驗當中。
關於身份置換的諷刺喜劇，可上溯至俄國作家果戈裡的現實諷刺戲劇《欽差大臣》和卓別林的《大獨裁者》。無論是被腐敗的市長錯認的“欽差大臣”赫列斯達可夫，還是被誤認成元首巡視的理髮師查理，亦或是近日被錯調的胡建林，都在身份置換後，爆發了自己的“獨立宣言”。
圖/電影《大獨裁者》，卓別林，1940
在《大獨裁者》結尾，理髮師查理因外形酷似元首被推至戰爭動員臺前，戰爭宣誓被置換為和平民主宣言——“獨裁者會死去，他們從人民手裡奪去的權利即將歸還人民”。同樣在《年會》結尾，胡建林站在年會舞臺振臂高呼——“大型企業不過草臺班子，加密通話不過無效黑話，中堅力量不過欺上瞞下，冠冕堂皇的計劃，不過是私慾膨脹的表達。”
動員會臺和年會現場，都是萬人矚目的舞臺空間，一個言說的儀式化視窗，既是自我表述，又是對臺下觀眾表述，更對準了銀幕前的觀眾。注視積聚了能量，讓人民心聲被傳遞，藉助儀式化高潮段落完成了“嘴替”演說。
自此，主人公透過身份置換，完成了宣言的表達。置換是途徑，宣言則是目的。電影是對映自我和現實的鏡子，也是一種集體文化儀式。《年會》正是在同仇敵愾扳倒資本的想象中，高揚了打工人的主體地位，完成了權力結構下“不可見者”的言說。
但遺憾的是，危機的解決最終回到了“刑不上天子，止於宰相”的文化傳統中。儒家聖君之治的價值規定——“上面都是好的，下面執行歪了”。在精密至毛細血管的權力運轉體系下，這或許是打工人最體面的選擇，是片方接近極限的尺度。
膽子再大，這天也是翻不了的。重看《水滸傳》，梁山好漢多少次打敗朝廷軍，都是要招安報效的，打仗也不過是累高的談判籌碼。綠林草莽的俠義中多少帶著血腥和非主流，正統之劍依然時刻高懸頭頂。再看《滿江紅》，當真是秦檜一人獨斷賜死岳飛，宋高宗全然不知嗎？《年會》董事長坐在會場中心，面無表情，正等待著主持公道，還公司一片朗朗乾坤。
作為耿直憨傻的闖入者，一個階級表述中繼站，胡建林無疑為當下的社會對立起到了縫合作用。在有限度的批判當中，在一種“勝者想象”中，勞資矛盾得到象徵性和解，權力關係在短暫置換後，以妥協再次迴歸傳統秩序。
02
戲謔不能停：資本、權力職場與人性
胡建林、馬傑和潘怡然組成的小隊，恰是不同年代職場心態的縮影。
馬傑代表90後的職場現實：深陷優績主義，自願加班，為保住“狗屁工作”底線一降再降，是標準職場背鍋俠和體制順從者。在高壓且不透明的職場環境下，努力工作是證明自我的唯一方式，卻也是日漸被規訓和鉗制的牢籠。
如流行語那般：“世界是巨大的草臺班子，演技最差的是00後”。潘怡然代表了現實的反叛者：性情耿直，不喜虛假和形式主義，敢於說真話。她在此謀生，卻也知轉正無望，乾脆消極對抗。嘴上抱怨，手卻停不下來，在卷與躺之間，在發瘋與剋制之間，無限迴圈。
胡建林代表了80後的老派奮鬥傳統：高唱“我的未來不是夢”，堅信付出就有回報，卻難留決絕的妻子，難以跟上時代的變革和躍遷。因而胡建林的成功可看作是對傳統老派價值的讚許和稱頌。
誠然，本片略顯傳奇與夢幻，源自其對好萊塢“愚者成功”模式的運用——即受壓迫的傻子，在與強大勢力對抗中實現了不可能完成的目標，在嘲弄傳統秩序時給人帶來了希望。
胡建林就是那個固執守舊的愚者，不懂潛規則，也不懂職場厚黑文化，因此鬧出不少笑話。但淳樸的闖入者也更易察覺扭曲僵化場域裡的問題：倒賣職位、阿諛奉承、權力鬥爭、行業黑話和結構性的職場暴力。
論資排輩、阿諛奉承的官場文化，讓打工人深受其害。大公司權力治下的暴力往往是隱藏的、結構性的。在人情通達和優績主義的冰山下，個體的個性和尊嚴被抹殺，潛規則破壞了平等秩序，打工人忍受著不公和失落，淪為權力鬥爭的犧牲品和消費主義的燃料。
影片前半段笑點建立在城市資本文化優越感和對傳統鄉村的鄙視之中。年代感大碼西裝、土味紅襪子、對免費食物的貪婪、老派的理解方式，都塑造出一個“沒見過世面”的老頭形象。
而樣板房裡粘在桌上的高腳杯、空曠的泳池、加密的網路黑話，則又反過來批判著資本編制的種種幻象——一切不過金玉其外，好看卻並不實用。但這種彰顯優越感的貨幣卻依然在膨脹，並貪婪收割著人們的剩餘資產。由此，這種戲謔可看作對資本文化的反思和批判。
“用組合拳賦能使用者，打通生態閉環，延長服務鏈路，強化使用者感知......”曾經的網際網路黑話代表著准入門檻和身份標識，是彰顯優越感的語言圖騰。而2024年，伴隨著裁員風波、996猝死和權力鬥爭的披露，網際網路大廠跌落神壇。
被群嘲的網際網路黑話，背後正是不斷內卷的僵化職場和層層加碼的形式主義。工作幹得好不好不要緊，重點是要彙報的好，PPT寫得好。
由此，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正成為打工人的新三座大山。
對官僚主義的批判構成了影片後半段笑點——對潛規則語境的錯位和誤讀，對權力運轉下的種種職場亂象的嘲弄。
誤讀的基礎，正是觀眾所熟悉的權力文化。當馬傑第一次接到胡建林，卑躬屈膝地說著“從今以後你就是我的下屬”。錯位的姿態、肢體和身份爆發了笑點，這般姿勢在國人酒桌上是那樣的似曾相識。
胡建林狐假虎威，利用HR裁員危機成了大家最恐懼的人；胡建林和董事長寒暄時，牆上的投影加劇對私生子身份的猜測和誤判；就連剛升職的馬傑都要先把和董事長的合影放在桌前，如履薄冰。
這般種種，正是千年權力餘威的迴響，也是我們內心最深層的恐懼。但無論如何，當笑聲揭開每個人臉上的面具和身上的傷疤時，笑就擁有了批判性的超越力量。
年會前，曾有一場資本代表徐雲峰和工人胡建林的對壘談判。面對資本開出的誘人保密條件，影院觀眾的手心捏出了汗。我們擔心胡建林的選擇，無論他選擇哪一邊。
而這也是全片B故事，是電影的主題：利益和正義，何者更為重要。特殊的一點在於，這裡的正義意味著不是自己，而是工友的處境，意味著無人知曉的選擇。
很明顯看出馬傑顫抖了，猶豫了，他的心理也正是大多數普通人的對映。利益面前，道德何其脆弱。是綁在利益戰車上，還是獨自跳車捍衛正義理想？當胡建林選擇拒絕時，觀眾胸口懸著的石頭才終於落地。
這大概是人的兩面性，在自我和麵具之間來回切換，在權力治下苟且求生。
整體來講，《年會》沒有背離這種人性之真，它在有限的尺度內，嘲弄了我們內心深處的自私自利，嘲弄了我們的趨利避害和“明哲保身”。我們改弦更張，我們沉默妥協，我們苦笑著、低著頭，縱容著失控的列車疾馳，在大廈將傾前狂歡，充滿幸災樂禍的煎熬。
談判被拒後，徐雲峰派出混混搶奪電腦資料。千鈞一髮時，工友及時趕到，拯救胡建林於水火。本該是悽慘黑暗的社會現實對映，卻又坍縮成了“團結有力量”的理想勞工符號。
03
徘徊不能停：在遠方與牢籠之間
近年來，經濟增速放緩，短期難以找到新增長點；高校盲目擴張，勞資供需結構失衡，學歷進一步貶值。在“汗水經濟”的長期模式下，靠創新獲得的利潤較小，而延長工時和加大強度則導致了壓榨和加班文化。
自稱“帕魯”的年輕人們，也似乎以一種不滿但不抵抗的方式，在自嘲中逐漸接受了自己的處境。“資本家”的語境似乎在發生變化，不再是萬惡之源，而是“打工人”趨之若鶩的夢。
人人批判資本家，人人又想成為資本家。而正因為難以實現，這種身份置換的幻想性消費才愈發流行。
《年會》結尾，潘妮拒絕了轉正機會，彈著吉他唱著歌：“風帶著潮溼/水在講故事/無處停留的我/繞著江若無其事”。
鬆弛的聲線，自由的風，還有勇敢的選擇。這似乎是一條全新的路，一種理想的可能。但也正如網友評論那般：“悲哀的是，明明結局很圓滿，我們卻還是知道這是理想主義。”
出世則歸隱，入世則致仕。儒釋道精神共同構成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我們渴望遠方的自由，卻又困在生活的牢籠之中。於是進亦憂，退亦憂，什麼都不徹底，什麼都不甘心，成了大多人內心深處的痛。
但我們也欣慰地看到，網際網路時代，一些與傳統和資本脫鉤的生活正在興起。年輕人們來到蒼山洱海，來到東北鶴崗，進入山林與島嶼，做著自媒體，開啟了別樣的人生之路。
守拙歸園田，難免草盛豆苗稀。也許你不是個好農夫，但請記得那些自然時刻。
至少，當你再次回到母愛氾濫的年會現場，只要閉上雙眼，耳畔就能響起自由的風。
文/未銘先生 審/錢琪瑤